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铁人”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上大败封建王军，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历史性的拉开西方社会向近代化过渡的序幕时，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却还在进行着以一个暴政取代另一个暴政，从一个王朝的专制进入另一个王朝专制的简单重复。但即便是如此，也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一年在中国编年史上的沉重。



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年，却又是极不普通的一年。这一年，岁在甲申。按照年号纪年法来说，是朱明王朝的崇祯十七年，满清王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中华大地上，农、牧两种文化下，四股相互敌对的力量，在这一年发生着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



同时，这又是极为不幸的一年。“天地大变”，“中外震慑”。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这场历史大旋涡，扮演着各自悲剧的角色。他们在命运的驱使下，拼命的挣扎、抗争或者选择，既被历史改造，同时又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历史。这些人里，尤其以吴三桂最令人瞩目。在风起云涌的1644年，作为明朝的最后一支机动军，他及他的辽东

铁骑，因为地理优势，同时又被满清和大顺两个集团所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明、清、顺三方力量的命运和历史的走向。



三百多年来，我们想起1644年，必然想起这一年的吴三桂。因为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他在这一年不仅背弃自己的家国民族“开关迎师”投降了满清，还曾经一度接受过大顺农民军对他的招降，正式投降了李自成，但又随即复叛。如此无常的“反复小人”，无论谈历史还是谈人物，都无法绕他而过。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关于吴三桂的文史作品，都对他或贬或斥，作为反面教材的典型。



二



1644年农历正月，新年伊始，闯王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随后，他亲率百万大军渡河东征，兵分两路向明朝的都城－－北京杀来。然而此时，统治中国达两百六十七年的大明朝却的确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库存如洗，一毫无措”。不仅如此，精兵良将也已经丧失殆尽，兵不足用，将不堪用。吴三桂手下战斗力稍强的三万驻守宁远的辽东铁骑成了崇祯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和希

望。



三月初，李自成兵临宣府（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城下，“近逼畿辅”，京城危在旦夕。崇祯万般无奈之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放弃宁远，入关勤王。可是时机早已经失去了，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兵不血刃的攻下了北京城，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用一根白菱，给这个王朝划上了一个句号。



从宁远到山海关两百里左右，形势严峻，时间紧迫，吴三桂三月初六接到勤王旨令，可三月十几日以后才统兵入关，走了竟八九天。这其中有没有故意拖延时间，保存实力等政治上的权衡，后人众说纷纭，恐怕只有吴三桂自己才清楚了。总之，当京城失陷的消息传来时，吴三桂才缓缓到达出山海关不远的河北丰润（今河北唐山市内）。震惊之余，他感到“勤王”已没有实际意义，便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



此时，命运给吴三桂留下了三个选择。要么领兵杀回北京，夺回明室后裔，然后保一方领土，割据分治；要么后退投降满清，引清军入关；要么前进投降大顺，继续为新政权守门把户。除此以外，他没有其他的路

可走。前狼后虎，背腹受敌，权衡利害得失之后，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统众入关投降”李自成。



但是很快的，事情的发展却是他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四月初，吴三桂亲率所部进京谒见新皇帝李自成。但途中突又听闻大顺军在北京捉拿大批勋贵高官，拷掠追银，他父亲吴襄也在其中。而更刺激他的是，他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抢走了。吴三桂不由勃然大怒，他不假思索，当即挥师第二次返回山海关，降而复叛，上演了一幕绝世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彻底投降了满清政权，为清廷定鼎中原立下了不世之功。



这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可以看到的关于1644年吴三桂的故事，也是历史上比较流行的说法。但是仔细对这时期的史料进行考察研究，却可以发现其中仍存在着很多疑问。尤其是大家众口一辞的吴三桂降闯问题上，或许就隐藏着另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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