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4山海关地区相关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却是在随后对历史的“描写记述”中，才慢慢出现的。



按常理说，一般距离实际事实的发生时间越近，人们在史料记载上的真实性就越可靠。但在早期的关于1644年历史的文献中，却只有吴三桂降清献关以及李自成曾经招降他的情况，独不见吴三桂接受李自成的招降，投降大顺的记载。现存最早的关于吴三桂进关活动的记载是赵士锦《甲申纪事》里附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的一个《塘报》。内称：“闯贼于三月……（缺几字），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夹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人。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里面说吴三桂在京城失陷后派人进京了解情况，听闻家中受迫的消息后决定要“报君父之仇”，但并没有提他投降大顺的事。这是距事发当时最近的记载。赵士锦在明亡前曾是明朝的工部员外郎，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后被俘。历经曲折一个多月后才逃脱农民

军的控制，跑出北京城。按说吴三桂投降大顺政权，如此大的事件，他应该有所耳闻，但翻阅他写的《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都没有提到。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与赵士锦一样在明亡前后曾住在过北京的人，他们的文书笔记中也没有关于吴三桂降闯的记载。甚至相反，当时有人还明确的指出吴三桂并没有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如《崇祯甲申燕都记变实录》的作者钱邦芑说：“贼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八拜谢父，咬断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在《幸存录》中也说：“ 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所以诱之者甚至，三桂终不从。”



可见，至少在1644年山海关大战、清军入关之后数年内，社会上还并没有出现关于吴三桂曾经降闯的说法，吴三桂降闯一说，已经在“可靠性”上打了很大的折扣。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说法的呢？



据目前所知的史料记载，好像是文秉的《烈皇小识》，作者在该书卷八中说：“三桂闻京师失守，先帝殉难，统众入关投降。”语气肯定，可惜对于具体的事情经过，他却并没有继续做详细的说明，旁人也无

从知道他持此说的消息来源。但与此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成书于1653年的《甲申传信录》中一段说法。该书的作者钱甹曾在1644年前后居住北京，他说：“三月，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手赦谕之.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令诸意气风发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勷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这段记述中错误很多，如吴三桂的爵位不是“西平伯”，而是“平西伯”，这很可能是笔误。但说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却是很明显的事实错误。因为我们知道，京城失陷时，吴三桂的军队早已经进入了山海关。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后面几句说吴三桂入关却带有很浓的歧义：钱甹并没有明说吴三桂是去投降李自成，但在前后行文上，他先讲了李自成招降，后说吴三桂“统众入关”，到底是不是去投降，就看大家各自的理解了。而且根据作者的诸多错误来看，他对吴三桂的活动并不是十分清楚，因此，他所述的真实性

就要大打折扣了。



所以，随后出现的几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就并没有在他们的作品中轻易采纳吴三桂降闯的说法。如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著名的明史大家谈迁为修《国榷》，曾于1655年专门到北京收集材料，若吴三桂真的投降过李自成，不可能没有人知道，更不可能有人为他保密。但是在对吴三桂的记载中，他仍然肯定的说：“唐通遗三桂书劝降，且言东宫亡恙，三桂不答，乃上书其父襄，略曰：……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虽置父于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另外，对吴三桂的活动知道的比较清楚，曾写下著名的“冲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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