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借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黯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入朝。”



因为据说是吴三桂的幕僚人物所云，而且所说情形也合情合理，所以很容易让人相信。但好多人并没有注意，作者彭孙贻虽记载了这段说辞，却只是附录于正文之后，“录其说以备考”，而在《流寇志》正文中，对吴三桂降闯却只字不提。由此可见，作者在整理这段材料时，只是有点怀疑，但并没有完全相信。这在作者的另一本书《平寇志》里得到了进一步说明。彭孙贻明确说道：“唐通为贼呼关，持吴襄书招三桂，不听。”



四



蹊跷的是，当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爆发后，随着清廷对吴三桂的镇压和打击，原本并不流行，没有多少市场的吴三桂降闯一说，却迅速的在社会上走红了起来。



1673年11月，吴三桂因不满清廷撤藩，在云南起兵叛乱，并发出檄

文指斥清人“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第二年，耿精忠福建叛乱，第三年，尚之信广东叛乱。一时间，清廷半壁江山失去，历史上称为“三藩之乱”。



面对吴三桂的煽动挑衅，清廷迅速作了回应。据《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在1674年4月的一封上谕里面，康熙说：“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直指吴三桂首鼠两端，反反复复。这是皇帝上谕，说吴三桂“委身从贼”，理应有据。可是经过仔细分析，却发现其中很有问题：



首先，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死于他正式降清之后，当时山海关大战已经结束，清廷不可能不知道，但康熙却说“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可见康熙并没有严格依据事实说话，而是有意的采取了一些野史的传闻。其次，吴三桂在讨清檄文开头一大段，以当年“讨贼”自任，历数复君父之仇的盖世之功，向天下人自我夸耀，有恃无恐，闭口不提降闯。如果他真有曾“委身从贼”的污点，清廷上下必然会一再揭露，口诛笔伐，揭露他的伪善面目。但考察当时的政府行文，除了这道

上谕中提过外，其他对吴三桂的文书都没有提及他降闯。最后，相反于康熙颇具政治目的的上谕，同样是政府行文，在1644年5月山海关大战结束后，清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军事报告中，他却明确的提到：“臣统大军前进，明总兵吴三桂遣使来言：贼首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祯帝、后俱自经。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称帝，遣人招降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一封是军事报告，一封是皇帝上谕，哪一个更有可信度，一目了然。而且多尔衮不会也不可能为吴三桂刻意隐瞒真相。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康熙这道上谕很可能只是想丑化、孤立吴三桂，尽量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复无常、不忠不孝的叛乱者，以引起舆论上对吴三桂的讨伐。



事实上，舆论的大门的确被打开了。由于吴三桂降清复叛，向为清人贬斥，明人又因他开关引师，甘为异族鹰犬，痛加责伐。他俨然已经成了官方及民间整个社会的公敌，所以，继“三藩之乱”后，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批揭露吴三桂恶劣行径的书，比如《庭闻录》，《平吴录》，《圆圆传》。在这些书里，作者不仅异口同声的写道吴三桂曾投降过李自成

，后因陈圆圆的缘故又复而降清，而且还将“降闯说”本身存在的漏洞也加以改造和补救，使其能自圆其说（例如书中增加吴三桂二次返回山海关，二次西行降闯的说法，以补救“降闯说”在时间上的漏洞）。从此，“降闯说”开始流行，大家逐渐开始相信并肯定吴三桂的确投降过闯王李自成。



五



吴三桂作为明室最后的希望，却弃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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