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刊发了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反抗绝望》一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钱理群、孙郁、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认为该书只是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恶意剽窃难以成立。但是，就笔者的眼界所及，无论是作为汪晖的研究对象的鲁迅先生，还是指导汪晖写作《反抗绝望》的博士导师唐弢，在抄袭与剽窃问题上，都曾经留下过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澄清的类似瘕疵。







一、鲁迅与周作人的“半做半偷”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鱼雷堂”中，明确承认自己早年的“文言小说”《孤儿记》，是从法国作家雨果那里“半做半偷”的抄袭之作：“为什么说‘偷’呢，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



周作人的同胞兄长鲁迅即周树人字豫才，在《集外集》的“序言”中也承认过自己的“半做半偷”：“一篇是‘雷

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



据陈漱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考证，《斯巴达之魂》的“老家”，应该是梁启超1902年6月15日和7月1日在《新民丛报》12、13号上连续发表的《斯巴达小志》。



周氏兄弟这两起自己承认的“半做半偷”，显然是初学者的无意甚至于善意的幼稚表现，而且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过分的注意。同样是没有明显故意的“半做半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却酿成了中国文化出版史上迄今为止依然莫衷一是的抄袭悬案。







二、鲁迅与凌叔华的抄袭剽窃之争







1925年10月1日，刚刚接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采用由凌叔华临摹的西洋女人敞胸半裸的黑白画像充当改版后的新报头。

10月8日，《晨报副刊》的前主编孙伏园，在他所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女作家陈学昭化名“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认定此画是抄袭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徐志摩当天给孙伏园写信，申明“这回《晨报副刊》篇首的图案是琵亚词侣的原稿，我选定了请凌叔华女士摹下来制版的。我谢了她，而没有提画的来源。……我先得把重余先生这份骂完全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绝对没有旁人的份。”



这封信第二天在《京报副刊》发表，事情却没有就此了结。11月7日，凌叔华的另一篇小说《花之寺》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11月14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不点名地指责《花之寺》是从柴霍甫（契诃夫）的小说《在消夏别墅》那里“抄窜”来的。正在与凌叔华谈恋爱的陈源，在11月21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中，以西滢的笔名发表《剽窃与抄袭》，一方面以不点名的方式攻击鲁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

的权威’。”



另一方面又替凌叔华辩护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



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集中推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陈源在其中的《西滢致志摩》里，明确指出鲁迅的抄袭行为：“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2月8日，鲁迅在《语丝》周刊发表后来收入《华盖集续编》的《不是信》，其中充满善意地承认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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