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早在《中国小说史略》还没有出版之前的1922年5月，写作《〈三国志演义〉序》的胡适郑重声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鲁迅根据盐谷温的部分书稿写作了自己的一部分书稿，在公开出版时当然应该像胡适这样加以说明，否则就会构成抄袭剽窃的既成事实。但是，以鲁迅的性格，他是从来不会向自己的对手认错服输的，而是反过来嘲笑说：



“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查阅鲁迅日记，1925年10月6日有“往商务印书收板税泉五十，买《Art of Beardsley》二本，每本一

元七角”的记录。10月9日又有把其中的一本《Art of Beardsley》即《琵亚词侣图画集》寄给“璇卿”即绍兴籍画家陶元庆的记录。《不是信》中所说的“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分明是在故意说谎。鲁迅在陈学昭的文章发表之前，就闻风而动到书店买到两本画集，恰好证明他与浙江绍兴籍的小同乡孙伏园、孙伏熙、章廷谦、陈学昭、陶元庆等人，共同参与了针对徐志摩、陈源、凌叔华等人的“党同伐异”。陈源针对鲁迅的文字攻击，虽然有言过其实的夸张成份在里面，却并不是“叫跳竟都白费”的无理取闹、无的放矢。







三、胡适不“持平”的“持平”之论







到了事过境迁的1935年12月31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旧事重提说：“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

源教授，倘他无法冼涮，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一个真实的人总是会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也总是会说几句谎话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事实抄袭，也并不影响其独创性的学术价值。相比之下，鲁迅在1934年12月20日的《集外集》“序言”中，以不悔少作的态度公开承认自己“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反而显得更加真诚、更加善意也更加令人敬爱及尊重。



鲁迅去世后不久，凌叔华的闺中密友苏雪林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信对鲁迅加以攻击，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的回信中表示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

’，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盐谷温的文学史无论如何地“浅陋可笑”，鲁迅的小说史无论如何地深刻经典，都不能够抹杀鲁迅自己已经承认过的事实抄袭，也就是所谓的“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陈源即“通伯先生”给出的抄袭论断——“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不仅没有“冤枉”鲁迅，他挺身而出替自己的爱人据理辩护，恰恰是最为标准的绅士风度，也就是“gentleman的臭架子”。作为多年来一直在遭受鲁迅的攻击辱骂的一名“敌党”，胡适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要求陈源出面“为鲁迅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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