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文章中所说的“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更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关于这件事，阮无名在《文字之狱的黑影》中是这样介绍的：
“《努力》三十六期（1923，1，7）就告诉过我们，‘国务会议’里曾经有‘取缔新思想’的议案。而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大报里，也有驱逐胡适等出京的电文。诸如此类的事，若细细的查考起来，是很有足述的。那时的胡适的态度‘颇有足嘉’。他说，‘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炎附势；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1923，1，
5）可惜，这一位‘先驱的硬汉’，到了十年之后，竟变成出卖灵魂者，变成回护帝国主义利益的人了。”
阮无名所说的胡适“竟变成出卖灵魂者”，所依据的是鲁迅和瞿秋白发表于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的著名文章《出卖灵魂的秘诀》。阮无名就是与鲁迅、瞿秋白同为左联成员的阿英即钱杏邨，他虽然在左联内部与鲁迅打过派仗，在反对和否定胡适这一点上，与鲁迅、瞿秋白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是反对和否定胡适，晦庵在抄袭剽窃《文字之狱的黑影》的同时还要与时俱进，于是在《取缔新思想》一文中把阮无名有所肯定的“先驱的硬汉”，也给一笔抹杀了。
《取缔新思想》的作者晦庵，就是第一代的鲁迅研究专家、汪晖的博士导师唐弢，一个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却偏偏能够在国民党时代成为藏书家、做起大学问的邮电公司职员。从1961年4月开始，唐弢署名晦庵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书话》专栏，一直持续到次年6月。1962年，这些《书话》由北京出版社结集出版。到了1980年9月，三联书店又在《书话》的基础上出版了《晦庵书话》。
与晦庵在《取缔新思想》中抄袭阮无名的《文字之狱的黑影》迥然不同，前辈文人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无论是抄录自己还是别人的文章，都要明确告诉读者自己是从哪里抄录的。至少在一点上，晚年周作人比鲁迅和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唐弢、汪晖等人，表现得更加严谨也更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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