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在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晦庵的一篇《书话》，题曰《取缔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话，觉得很有意思，便决定来先作一回的‘文抄公’。”接下来，周作人完整地抄录了晦庵发表于1962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的“原文”。笔者阅读《知堂回想录》时，手边刚好存放着阮无名编著、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6月初版的《中国新文坛秘录》，两相对照，竟然发现晦庵的《取缔新思想》，是对于28年前收入《中国新文坛秘录》的《文字之狱的黑影》一文的抄袭剽窃和歪曲改写。被阮无名用作标题的“文字之狱的黑影”，出自他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刘半农的一段话：“最近，从北平买来了一本棉纸的‘刘半农所藏，星云堂影印’的《初期白话诗稿》，在编者的序引里，有这样的几句话：‘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琴南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晦庵在抄袭剽窃阮无名的文章时略去了这段话，却单单在如下一段文字中保留了没有出处的“文字之狱的黑影”：“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六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随后，晦庵从《文字之狱的黑影》中转抄了钱玄同发表在1924年6月16日《晨报副刊》的杂文《零碎事情》：“《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ㄐㄧㄣㄓ，这一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ㄐㄧㄣㄓ也许是禁止，我这从两部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

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么？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发信的朋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接下来，晦庵在文章中解释说：“这条杂感署名‘夏’，夏就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玄同自己的创造。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园地》等书，玄同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胡适便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晦庵所说的“胡适便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是对于《文字之狱的黑影》中所抄录的胡适致张国淦公开信的故意歪曲。为了还历史事实以真实面目，笔者把这封信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乾若先生：六月八日见着先生和少川先生时，曾以警厅禁卖《胡适文存》的事奉询，蒙先生允为访问；……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厅仍在干涉各书摊，不许他们发卖这两部书，前次没收的书，也并不曾

发还。……最奇怪的是现在警察厅禁售的书，不但有这两部文存，还有便衣侦探把一张禁书的书单传给各书摊，内中有什么《爱的成年》、《爱美的戏剧》、《自己的园地》等书。这真是大笑话。”“乾若”就是当时的教育总长张国淦，“少川”即外交部长顾维钧。胡适信中所说“六月八日”，比钱玄同的杂感《零碎事情》公开发表的“六月十六日”整整提前了一个星期，晦庵却偏偏要前后倒置地认定胡适是“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从而留下了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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