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

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

，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

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

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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