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中国历史上有不贪腐的官员，却没有不贪腐的衙门。有没有例外?有。就笔者所知，晚清中国海关可算一个，且再难找第二个。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败，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

已。


吴先生文章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海关洋员涉嫌贪污为例，指控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存在贪腐行为。按理，指控他人贪污，应当有确凿的证据才是。可惜的是，该文对史料的掌握粗疏，依据的材料属于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之辞，有些内容明显是错误的。


吴文指控海关洋员贪污世博会经费说：“(1904年世博会，清廷)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 170万龙元之多……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段文字依据的材料是《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记散鲁伊斯(即圣路易斯——笔者注)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一文，该文对本次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开支有专门介绍说：“华员：伦贝子用费多寡未详。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他项

未详。洋员：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并附有一个“记者按”，称“此次赛会，闻中国政府约费170万龙元之数”。


《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多次用了“闻”字，说明它本是道听途说之辞，要用它作为立论的依据，首先要分辨其正误。关于中国参加该次世博会的经费总额，《东方杂志》文章说“约费170万龙元”，吴先生从其他材料中知道是“75万两白银”，这两者本来就存在矛盾，若思维缜密，当不难发现其问题。然而，吴文却将二者混为一谈，说75万两银子“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却不知道两者根本就不相等，犯了常识性错误。


按照75万两白银折换成龙元为170万元的逻辑，1龙元应当折合0.44两银子。然而稍知经济史的都知道，晚清龙元虽复杂多变，但1龙元的价值主要有折合白银0.72两和1两两种情况，而以折合0.72两白银(与墨西哥银元相似)为主，从未有折合0.44两白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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