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由于马皇后的劝阻才作罢。过了不久，朱元璋又借口沈万三的儿子沈茂参与谋反，将其父子分别发配到岭南和辽东，一代富豪从此家破人亡。


正是在无数惨痛的教训中，古代的老百姓逐渐总结出了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民不与官斗”，这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官民关系的真实写照。由于政治腐败，一旦发生官民矛盾时，老百姓常常要面对官官相护的局面，正所谓“胳臂拧不过大腿”。更可悲的是，即使诉诸公堂，老百姓也往往会不得不面对“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现实。更何况，虽然古代中国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如果真的是“民告官”，作为原告的民必须先被打板子，然后才被允许民递交诉状。相反，为官者却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可以不与民在公堂上对质，也可以不必出面到在法庭上答辩。这种不公平最终导致了老百姓普遍存在怕官的心理，有句谚语就说“无事见官，脱落四两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者的老百姓无非有两条道路：一是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二就是铤而走险，冒死反抗。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有很多的公案小说，如《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等，在民间

流传非常广泛，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就是“民不与官斗”的现实。既然老百姓自身无法与官抗争，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清官”身上。在他们的幻想中，这些清官往往一身正气，当看到老百姓蒙受不白之冤时，立即会挺身而出，惩治贪官，还受害者以公道。在这些美好的形象当中，最著名的无疑要属铁面无私的包拯了。关于包拯的故事很多很多。比如宋代官府规定，老百姓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于是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传说在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就打破了这条规矩，宣布凡老百姓要诉冤告状，都可以到知府衙门前击鼓鸣冤。再如我国戏曲中为人熟知的《秦香莲》，更是这类故事的代表。尽管历史上的包拯确实为官清廉，被后世尊称为“包公”，但实际上那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多系虚构，而只是老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的反映。


在古代腐败的政治局面下，老百姓如果真要与官斗，最极端的方式只有选择暴力反抗，如暴动、起义等。像明代的矿监税使们，就曾遇到这种情况。万历二十九年，当朝廷派宦官孙隆前往苏杭搜刮时，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公愤。他们在葛贤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的抗税罢工，吓得孙隆

赶紧仓皇逃跑。著名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是由于官府的压迫走上反抗道路的。当年，陕西米脂由于连年灾害，农民都交不起租税。李自成为解民困，就借债替乡亲交税。后来当地主逼债时，唆使官府将李自成抓起来，严刑拷打，最终迫使百姓愤而反抗，杀死地主贪官，在李自成的率领下走上了起义道路。结果不到几年的功夫，起义军就推翻了腐败不堪的明朝。


几千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虽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由于官府的威压，老百姓总是抱着“民不与官斗”的心态，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这种官民之间的矛盾一旦发展到极点，就会官逼民反，为官者也会遭到灭顶之灾。正如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所言：“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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