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个全劳力一天只赚五到六毛钱

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苏南农村放弃了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一稻一麦”二熟制的种植规律，创造了二稻一麦即双三制的种植方式。在当时官员的构思中，多种一熟水稻，就可以多收一熟稻谷，粮食自然就增产。有些人民公社还理想地提出了“二纲夹一千”的亩产指标，国家在农业发展纲要中，设定长江以南农田亩产谷物为800斤，而地方干部的目标是麦子一熟800斤，前季稻1000斤，后季稻800斤，每亩总产达2600斤。这样的产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难以达到。多种一熟水稻，就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要投入一倍的劳动力和化肥、农药、种子等，当时经过核算，苏南地区每亩田需投入110个劳动日以上，那时候每个工分的分值都很低，一个全劳力一天只能赚五或六毛钱，个别生产队还有倒挂现象。

师傅一天仅六毛一分钱，比学徒还少八分钱

我跨出校门那一年，父亲担任生产队饲养员，勤奋老实的劳动态度，得到工作队长龚炳臣的关注。一次老龚在视察猪舍时，父亲向他提出，能否让儿子到队办厂工作。龚队长

考虑我家中的特殊困难，同时本人也持有一张“文革”中的高中文凭（其实我们整个初高中阶段只在学校呆了三年多），就点头同意了。当时能进“ 队办厂”工作已是令人羡慕的行当，但一年中三个农忙季节必须回家务农，我们这种职业定性被命名为“亦工亦农”。平时在小工厂劳动的工分值要挂靠所在生产队的工分值。

记得1973年，因我尚在学徒阶段，每8小时得0.9个工分。我所在的北祁头生产队每个工分是0.77元。这在当时是中上水平，我劳动8小时得到 0.69元，加班另算。而我的师傅曹根兴，是1950年代毕业的技校生，手艺很高，自然灾害时由无锡油咀油泵厂下放回家当农民，在队办厂得到最高工分，每 8小时得1.3工分，但他所在的白水荡生产队每个工分只能0.47元，师傅劳动一天得到0.61元，比学徒要少拿8分钱，其政策依据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江南一带有几句调侃人的民谚：“大王不如土地，老板不如伙计，伙计不如学生意”。在这里得到验证。

1974年南桥大队河西村一个青年农民的死

一年三次回生产队农忙，最可怕的是称为“双抢”的第二

个大忙。当时每个大忙都有专门的命名：第一个叫四夏，第二个叫双抢，第三个叫四秋。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大忙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收、种、管、征交公粮等。说双抢大忙最可怕，其时间段正好是气温最高的大暑到立秋半个月出点头，大自然给我们的最终期限是立秋后不能莳秧，大家都明白，立秋后气温开始下降，稻穗不会灌浆，收获的只会是瘪谷。我们在36℃－37℃的高温下，每天要劳动17—18个小时，还要与蚊虫、蚂蝗甚至毒蛇相伴。记得1974年，南桥大队河西村有一个姓朱的青年农民（他有一个妹妹还是我中学同学），在割稻时被蝮蛇咬了一口，没有人手及时送医，等毒液进入要害，医院已无回天之力，抛下一名幼儿及年迈的父母，撒手人寰，他妻子身怀六甲，次子成为遗腹子。出殡那天，正好队长派我到南桥生产资料部买农药，就到出殡现场转了一圈，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死者年轻的妻子和幼儿身穿着白色孝服跪在棺材前，年迈的母亲嘴里在痴痴地说“我的天塌了”。生产大队为安抚家人，为死者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还按规矩读了一段毛主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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