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有点像小平同志“黑猫白猫”的理论），但生产大队还为此开了批判会。不久，不知哪一位农业专家在办公室里想出一个绝办法叫“拉线定点莳秧”，就是几十个人站在一条线上，线上用红色塑料绳作标记，每人插秧时只能插到标记上，两边田埂上有二人各捏一根棍子，吹一声哨子，所有人齐步向后退一步。这种劳动方式，是折磨了快手，急煞了慢手，但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每天在上工之前，我们已向毛主席早请示，政治队长教育我们：要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

农民辛辛苦苦没有收益，还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目的就是想多打粮食，但我们首先在大量地消耗粮食，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原来的一日三餐变成六餐、七餐，像我们这种贫困家庭，荤腥很少见面，如果再饿着肚皮，就挺不过来。种植双季稻，要用数倍的种子、农药、化肥，原来种植单季稻，一亩田只需4到5斤的种子，双季稻生长期短，分蘖率低，每亩种子要用40斤出头。而且谷物的价格低廉，国家的收购价，每斤只有8分钱，当时有一个说法，“政府白贴，城市居民白吃，农民白种”，意思是政府给

农业的补贴没有作用，城市居民把多余的粮票高价卖给农民，就能把定粮购回，农民辛辛苦苦没有收益，还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直到1970年代后期，后担任无锡市农工部长的周伟同志，通过周密的调查，取得大量翔实的数据和资料，与那些企图将农民永远拴在土地上的人们激烈论战，用非常质朴的语言：“三六一十八，二九也是一十八”，否定了“三熟制”即双季稻这种短命的耕种模式，相关文章在《人民日报》得以发表，我们才回到常态，拉线定点插秧这种田园里的滑稽剧，也随即拉上了帷幕。

进城看了一场电影，生产队长要我交待下午的行踪

我耍过一次小聪明，目的是想偷半天懒，去享受一下城市生活，经过计划，在一个中午下工时，我跟作业组长说我身体不舒服，下午要到合作医疗去一趟，组长点头同意了。下午，我还是穿着破衣服，口袋里揣着五毛钱、赤着脚，把一双塑料凉鞋夹在腋下，潜上公路，乘7路公共汽车到了水车湾。我这样子进城，许多城里人对我侧目相看，以为我是盲流或乞丐，但那时我的心理素质特好，不怕城里人喊我“阿乡”，坦坦荡荡按计划实施奢侈生活。我先到位于西门的工

农兵电影院，用1毛5分钱买票进场，故事片《英雄儿女》已看过多次，那个时代给我们看的东西实在太少，再看一遍也是享受，更幸福的是电影院有“冷气”，在田里强度劳作，此时如入仙境。电影散场后，我朝着市中心走去，到崇安寺拱北楼，用8分钱吃二两面条，拱北楼的面在无锡是有名的，返回途中，又进了两次冷饮店，喝了一杯酸梅汤和一杯冰冻赤豆汤，都只要5分钱，还剩下几分钱，公共汽车不能坐了，趁着天黑，就哼着小调步行回家。刚踏进家门槛，父亲惊恐地问：“你到哪里去了，队长来过几次了，还进了房间，连床上都看过了。”随即开夜工的哨子响了，队长首先把我说谎的后路堵住了，赤脚医生已到过我们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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