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早，东方刚刚泛白，队长的哨子就响了。吹了几遍，动静不大，就一家家敲门，同时告知每人带什么农具，干什么活，我们在肚皮里骂队长：“活脱脱一个周扒皮。”（当时还不知道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戴着草帽，穿着破衣服，脚底下的路况还看不清，赤脚向田头走去。有时走到田头，邻村的社员开夜工还没“歇夜”（下班），我们称之为“开早工碰到隔夜人”。天还没有亮，干活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在秧田里把秧拔出来，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然后挑到大田里，蚊虫叮得我们满身是块，水中的蚂蝗咬破皮肤不会有知觉，一旦发现已满腿是血。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一次遭遇蚂蝗，只会惊慌大哭。

在繁重劳动中，知青们也要议论一些事，也会开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有一次，三龙龙（沈祖兴，我们的同龄人，32岁时得病死去）突然提出一个问题：“监牢里有没有我们这样苦？”这个话题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监牢里关的都是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劳动强度肯定比我们高；也有人说不会，我们的强度已到极限，如果罪犯们天天如此劳动，监牢里的人早就死光了。谁也没有蹲过监狱，谁也没有切身体会，谁也说不

服谁。但是，蹲过监狱的人倒有一个：负责管水的反革命分子沈云海（沈因解放前担任三青团区委书记而坐牢，直到1980年才平反摘帽），但碍于情面，谁也不好意思要沈云海交出答卷。

一个姓浦的青年想进监狱而故意犯罪终于如愿以偿

不久本公社石塘大队发生了一件事，证明后一种意见是正确的。石塘大队有一个姓浦的青年，是我家邻居锦昌的远房亲戚，原来是一名大学生，在高校参加了一个什么反动组织，其实只是同学们在一起读读书，案发后，领头的老师被枪毙了，这个姓浦的年轻人坐了几年牢后被释放回家，此时，父母已离开人世，哥哥是拐脚的，还带着几个孩子，自顾自都不行，面对高强度劳动，还要自己洗、烧，粮食不够吃且不说，还要时常忍受人们歧视和警惕的目光，他开始怀念起监狱的生活来，并且他准备付之行动，有一天晚上，他半公开地盗窃了用于开夜工的300米照明线，并故意留下一些马脚，公安人员就上门了，什么罪名都无所谓，破坏生产是反革命分子或者盗窃财产是坏分子都可以，只要能让他进监狱就行。带上手铐时，他脸上略带轻松地对哥哥说：“反正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每天上工之前，都要向毛主席早请示

农活中最繁重的是挑担。由于时间紧，割下的前季稻未经晒干就要上场。在赤日炎炎下，每一担稻谷都要超过自身重量的50%以上，最长的路段要1.5公里左右。我们打着赤脚，脚下是碎石和泥土，肩上压着重担，咬着牙关来回奔走。按技术要求，重担在肩半路还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成熟的谷子就会落在地上，造成浪费，肩膀吃不消只能左右换肩。当到达目的地后，就喘着粗气跑到最近的人家，从大水缸中盛一碗冷水，咕咚咚喝下，最好是刚吊上来的井水，越冷越舒服，然后拿起扁担草包，向田里走去。半天时间往返5-6趟。我由于身体瘦小，说实话，大多数农活都是弱项，惟有插秧是我的强项，插秧是农村中技术性很强的工种，许多老农能在插秧时施展自己的技能并得到年轻人的尊重，一个人横插六棵秧苗，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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