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根本就没有西医“行医”的条件。

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只要好医生，中医也好，西医也罢，你能治好他们的病，比说什么都强!

以此观之，中医与西医之争，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后来，也有人出面持中庸之论，他们提出“医者父母心”，要反对“崇洋”与“复古”的左右偏激，以国计民生为本，“悬壶济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谁也别想吃了谁，大家共同发展也很好。

自找台阶，悄然下台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1929年3月16日）。不消说，这个道理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是此文提醒了中医，后来，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

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如今回首，这一“废除中医”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集体盲从”、“一边倒”、“完全西化”已经有所不同——因为如果废除中医，不但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恰恰又制造出来新的问题。中医抓住了这一要点，不断向政府疏通、呼吁，结果把卫生部弄得里外不是人，毕竟官员们也是人，也要生病求医，所以此事的惊动面相当大。薛笃弼坐在火炉上烤，“举党共讨之，举国共骂之”，结果只能是“自找台阶下台”。全社会虚惊一场，西医也徒劳许多脑筋、口水与金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中医和西医，也属两种文化中的学术体系，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而以某一方(比如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另外一方(比如中医)肯定是不科学的。所以，上一个世纪早期，关于那场“废除中医”提案的失败，主要还是失之于主办者“浮燥”，缺乏全国统盘的考虑，同时，确实也低估了中医与民间学术的反弹力。

事件过后，褚民谊也“没敢”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

而是一再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很识时务，他也通电声明说：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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