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极之后,徽宗曾经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了,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种种资料显示,这位青年皇帝聪明、敏锐,很有一股子锐意进取的勃勃生气。
公元1100年,即元符三年十月,徽宗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于元丰、元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好处。任何伤害国家利益者,不论是元丰还是元,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又一次下令,“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表示出一种不偏不党
、除旧布新的气魄。
徽宗初年,气象万千;青年皇帝,奋发有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穷希望。这一切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又如何变化得面目全非,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宋徽宗赵佶为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整个变了一个人?与登极之初的他比较,怎么会变得让人根本就无法辨认?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
470年以后,一位大明天子万历皇帝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但是,万历皇帝的变化有明显的踪迹可以追寻。当时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突然发现,自己一向崇敬甚至敬畏的“师相”张居正,原来过着两面人的生活:在公众面前和私下里、当面所说的和背后所做的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这位性格相当单纯、而且也还算富有才华的皇帝大受刺激,导致他由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一步步变成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荒怠加贪婪的帝王之一。
然而,在我们面前的徽宗皇帝身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变化的理由。找来找去,我们相当无奈地发现:只能把这种变化的原因,归结于这位皇帝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
质和后来蔡京等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彼此强化着发生效力,遂使这位皇帝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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