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尔衮)在八旗制度的设计上有严重的缺失。当时只考虑到旗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而埋下隐患。主要表现在：


　　其一，在政治上，旗人贵族特权。如权力决策层核心的“五大”——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领侍卫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议政大臣(满洲贵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雍正设)，主要是满洲贵族。如大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满洲大学士中除觉罗勒德洪外，全是满洲正黄旗。康熙朝大学士48人，其中满洲22人，汉军4人，汉人22人，旗人占55%，汉人占45%。康熙朝12位河道总督，旗人占了10位。


　　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八旗群体生计由国家包下来，旗人缺乏创业与谋生的机制，从而腐蚀了整个八旗群体。


　　其三，在社会上，旗民矛盾难题。旗人与民人、满洲贵族与汉族平民，分城居住，同罪不同罚，同刑不同法，享有特权，终世不变。


　　康熙帝对八旗制度缺乏原创性的改革和创新(八旗制度是他碰

到的极少无法从前人那里学习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只是解决了一些枝节问题。八旗贵族集团在清政权巩固之后，其保守性大于进取性，顽固性大于创新性，安逸性大于勤奋性，寄生性大于谋生性，因此，这是一个拒绝分割部分利益给平民的集团，拒绝改革的保守集团。


　　旗民矛盾，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结。要进行八旗制度改革，根本一点就是割掉一部分旗人利益，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分给民人。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旗民矛盾提到了政治高度。


　　这个难题，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并不突出；顺治时期，已经突出，但顺治帝年轻、在位时间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时间长、政治上成熟、威望也很高，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修正或加以解决。但他没有这样做。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大帝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改革家。尔后，雍正帝在位时间短，乾隆帝缺乏魄力，也都没有解决这道难题。再往后，内忧外患，矛盾丛生，失去解决的机会。


　　第二，皇位继承没有建

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明朝的“嫡长制”。它在清太祖、太宗朝是“贵族共推制”。顺治朝用的是皇帝临终“皇帝遗命制”。康熙帝则采取“立皇太子制”。他将两岁的胤礽册立为皇太子，就是皇位的接班人。事与愿违，康熙帝对太子“两立两废”，闹得朝廷纷争，个人健康受损。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发生“光荣革命”，走向君主与议会共同统治的历史。清朝却在“家天下”的圈子里转悠。其结果，雍正帝实行“秘密立储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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