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文学”，而无脱离母体、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正因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只有“中华文艺”而无“台湾文艺”。谈到本地区文艺时，用的是“台省文艺”而非“台湾”的称谓。且全书着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创作而非“台省”作家的作品。这固然体现了编著者对乡土文学的严重偏见，并为后来台湾文坛外省作家与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剧埋下了祸根，但该书认为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省文艺”不应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的思想，并没有错。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学者要求到台湾大学进修“台湾文学”，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这种回答过于笼统，且无视取材于台湾土地和人民的乡土文学或曰本土文学的存在，诚然不对，但认为台湾本地的文学应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则是正确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两次出版的作家辞典，均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命名而不使用《台湾作家作品目录》的书名。


　　在“台湾文学馆”的筹建和成立过程中，如也有“中国结”与“台湾结”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许这个馆用“

台湾”命名，但为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国”二字而用含糊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包容台湾文学。这引起“独派”的严重不满，将这种做法骂为：“如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名义下设台湾文学组，那就是在名称上被人做了手脚，成为‘传统文艺’之下没有名份的小老婆。”


　　不准成立“台湾文学系”


　　为了防微杜渐，防止“台独”思潮向高等学校渗透，国民党长期不许在大学中文系开设有特殊含义的“台湾文学”课程，申请增设这类课程也只允许在中文系名义下加开，而更不允许单独成立“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台中静宜大学有意在中文系里设立“台湾文学组”，官方认为这是让“台湾文学”脱离“中国文学”的危险尝试，因而不核准。后来迫于台湾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趋势，也由于李登辉背叛了蒋氏父子反对“台独”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学院（后改名“真理大学”）经过“七上八下”（七次上书，第八次获准），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家“台湾文学系”。

　　如果说，民进党执政前国民党还不许设立“台湾文学系”，或认为设专业就应该在中文系之下的话，那到了陈水扁上台后，“台湾文学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请求，而是由上层鼓励。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国立19所大学筹设“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学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文学可以推动政治，有时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将“台湾文学系”与各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并列，具有特殊含义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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