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3月20日第3570号）这份通缉令所具日期，是3月19日，而文内的“本日”显然是指3月18日，政府命令会出这样的差错，也多少反映了“政府”的慌乱，而当时的政府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章士钊。
在通缉令发表的当天（3月19日），就传说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鲁迅在3月26日写的《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19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从别一方面来看，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还指出：在3月19日当天，“就又
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这也就又有“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这天的《京报》上有消息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注: 许寿裳（1883年——1948年），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传记作家、教育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在《可惨与可笑》中，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而他自己也在内。（《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词。）
对于通缉令，岂明（周作人[注: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4月5日写有《洋铁壶和通缉令》一文，认为：“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又说：“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情”断裂已三年，已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对段祺瑞政府的五人通缉令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这说明鲁迅观点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鲁迅在知道“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后，决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在通缉令背后的
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矢口否认，甚至并无此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4月9日《京报》上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其中有五十人（实际上是四十八人）名单。鲁迅信中只说：“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信末还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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