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这种民族认同所产生的能量在古代和近代是不一样的。岳飞抗金首先是为了报效大宋皇帝，李宗仁抗日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存亡，很难想象当年的岳飞在前线大谈民族存亡。以前的中学教材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引起很大的争论。岳飞浴血奋战是为了尽忠，一个不是为了民族的人，被我们冠以“民族英雄”，是不合适的。当时民族主义还不具有唤醒和号召民众的力量。

再举一例，我们熟知的“攘外必先安内”。日本侵华的时候，蒋介石这一臭名昭著的政策让国人激愤不已。那么，我们设想，如果在古代中国提出这一口号，会如何呢？明朝末年，这一口号真真实实出现过。当时明朝“内外交困”，“内”有农民起义军驰骋中原，“外”有满清政权虎视眈眈。兵部尚书杨嗣昌向崇祯皇帝献策“必安内方可攘外”，先集中力量对付农民军。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决然不会想到给杨嗣昌扣上“民族罪人”的帽子。三百年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蒋介石再次提出这一口号，他有没有想到，“攘外必先安内”会遭万人唾弃？

民族是一种认同，认同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古代是微风细雨，在近代则是暴雨狂风。在民族关系史的学习中，简单套用现代民族理论是不恰当的。

现代意义上的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始于近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其实就是“天下”观念之下的“朝贡体系”。梁启超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梁启超之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周边的高原和荒漠将中国和波斯、印度、罗马等文明大国几近隔绝，彼此不相接亦不相知，绝少往来。中国周边的这些小国，无论其幅员、人口和文明程度，都和中国相差太多，纷纷臣服于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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