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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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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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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科际整合”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分类科学间方法、资料上的相互借鉴、学习，乃至相邻学科间的相互整合，仍是当今人文社会各学科挖掘学术潜力、开创新风气的主要途径。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超乎传统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社会史作为考察经济史问题的重要机制，将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比较研究方法引入历史学，将契约文书等传统史学所不致意的材料运用于学术研究。独辟蹊径，给传统学术吹送了一阵可蔚的新风，“发凡起例，反响不绝，由附庸变大国，形成一个流派，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注：杨国桢：《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也是为了新史学多元化、多样化的开荒辟壤，希望社会经济史学的丰富和深化，最近杨国桢先生又提出了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框架。“站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立场，运用‘科际整合’方法，考察我国沿海地区、沿海岛屿及相关之海洋区域、海外地区的特殊社会经济结构，阐述这一特殊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注：杨中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是傅先生学术大国新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组合体，费孝通先生近年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就概括了中国历史与现实内在结构的这一根本性质。（注：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4期。）多元文化，可以从许多标准、角度去区分和理解， 海洋性文化与陆地性文化无疑是中国古代和现实人文关系中两个最基本的传统。这两个传统不但是不同民族文化群体的性质差异，更是地理位置差异所缔造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形态。换句话说，海洋社会经济同样是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基本环节，海洋社会经济史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系统中极其重要的子系统。但是，由于我们过去意识形态中强调的“国情”是农业大国，传统史学、包括传统社会经济史所注重的也只是以传统农业社会为核心的陆地社会经济研究，“海洋因素很少被置于观察的视野之内”、“历史学界对于海洋缺乏应有的热情”。（注：杨中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 ）即便已经出现了不少对于海洋社会经济的某些单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诸如海外通史、海洋贸易史、海外移民与华人研究等，但还未见站在将“海洋性”作为与以传统农业为核心的“陆地性”并列存在、相互补强之社会经济体系的高度，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整体去建设、完善和发展。
这个新的学术整体，继承傅先生所开辟的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于学术研究的社会经济史学精髓，更进一步发掘、勾稽传统史学之外的新思维。而且，海洋社会经济作为人文体系的一个特殊环节，它的历史建构更需要这样的多维视野，这大概就是杨国桢先生倡议的“科际整合”用意所在。
海洋考古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才出现不久的一个新的学科点，在不断寻求“多维视野”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体系中，海洋考古可以融合、整合成为一个崭新的环节。
二、海洋考古：社会经济史学多维视野的新环节
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eski）说， 文化是人类在满足生物性的要求的同时所创造的一个新的、第二性的、派生的环境，为了使有形的文化“环境”得以维持、延续，就同时创造了文化规格，即无形的组织和制度，构成文化的“社会”层面。（注：托卡列夫著：《外国民族学史》第241页，中国社会科学[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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