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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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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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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1961—1964年间，巴斯和他的学生们又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Yassi Ada）第一遗址；1967—1969年间， 他们又发掘了拜占庭时期的亚细•阿达第二遗址；1967年，巴斯领导来自10多个国家的40 多位考古学者发掘了塞浦露斯的卡伦尼亚（Kyrenia ）沉船遗址。1973年，巴斯任德克萨斯A&M大学航海考古研究所所长；1977年起， 该研究所对土耳其的斯泽•利曼（Serge Liman）地区的一艘11 世纪的沉船进行发掘；1966年，巴斯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学》一书。在英国，1964年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该学会编辑出版《国际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1965年英国调查设得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De Liefde,1977）”号沉船。1967—1971年间，女考古学家玛格丽特•鲁勒（Margret Rule）主持发掘都铎王朝的著名战舰“玛丽•露丝（Mary Rose）”号；此外，在黑斯廷斯（Hastings ）海域调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号，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Lacada）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圣玛利亚•罗莎（Santa Mariade la Rosa ）”号、“希罗娜（Girona）”号等。在澳大利亚，1973年，吉米•格林在西澳海域连续负责发掘了1629年沉没的“巴达维亚（Batavia）”号，1656年沉没的“费居德•德雷克（Vergulde Draeck）”号和1727 年沉没的“泽维克（Zeewijk）”号等东印度公司沉船进行调查发掘。 中北美洲的水下沉船、特别是满载金银财宝的西班牙战舰长期吸引着商业打捞者，最近各国通过了水下文物的立法，使沉船调查发掘成为考古工作的一部分。在美国，有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捍卫”号的发掘；在加拿大，有法国战舰“马肖尔（Machault）”号的发掘等。（注：基思•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巴斯在开创水下考古之前就是对于地中海古典历史文化卓有研究的专家，他在格里多亚角等沉船遗址的发掘就是为了弥补古典文明史研究中单纯文献史学的不足；吉米•格林从事水下探索的目的更是为了研究船舶技术发展史、东印度公司航海史等海洋经济文化史课题。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海洋考古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海洋社会历史与人文研究的学术宗旨上，而不是捞宝、好奇或其它。
中国的海洋考古也有一个从陆上走向水下的过程。建国以来在一些沿海省份陆续发现了一些因埋藏地点淤积成陆而得以在陆上发掘的古代沉船，如福建连江敖江的西汉独木舟和泉州后渚的宋代海船，浙江宁波东门口的宋元海船，上海嘉定和南汇的两处宋船等，其中泉州和宁波的沉船规模最大。（注：张威：《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二十四期，文物出版社1995年；吴春明：《中国沉船考古的新进展》，《东方博物》第一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由于技术力量和资金的限制，我国的考古学迟迟未能从陆上延伸到水中，无暇顾及水下沉船这一海洋考古学的主要领域。1985年，英国捞宝商米歇尔•哈彻（Micheal Hartcher）在中国南海海域盗捞到一艘清乾隆年间沉船，船上的航海日志证实该船是1750年驶离广州往荷兰途国中沉没的。哈彻从船上获得15万件青花瓷器和125块金锭， 并公然在阿姆斯特丹拍卖3000件瓷器获得3700万荷兰盾，震惊了考古界。（注：杨林：《严格执行水下文物保护条例，努力开创水下考古工作新局面》，《水下考古通讯》第4期，1990年。 ）这一偶然事件促成中国政府决心改变水下考古无力开展和海洋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1987年在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和国家文物局的协调下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1989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 Univ.）举办了首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闽、粤等省的11 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并获得国际水下联合会（CMAS）的专业证书。就是依托这支队伍，近10年来相继在福建连江定海、广东台山川山岛、辽宁绥中三道岗等海域调查发掘出一批宋、元、明时期的重要沉船资料，标志着我国海洋考古工作的真正开始。
国内外这些海洋考古工作的初步开展，揭示的只是难以计数的海洋文化遗产的极小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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