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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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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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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但这些开拓性的工作所获得的沉船文物已经充分显示了该学科的无限魅力，也初步展示了她在海洋社会历史与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巨大潜力。
三、海洋考古对于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
当代考古学的新发展已经越来越突破了仅仅发掘、整理研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的不足，开始重视遗存所体现的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课题。作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海洋考古在不断发掘人类海洋社会文化活动的物质遗存如沉船、港口遗迹、海交史迹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这些物质遗存背后所隐藏的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考古学作为广义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为近现代史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大力地推动海洋考古对于科际整合中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贡献，挖掘海洋考古的主要学术领域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研究的潜力。
由于古代人类海洋活动是多方面的，因此海洋考古的学术领域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主要包括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它们对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学都是有为可作的。
（一）沉船考古：发掘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特殊档案
船舶是世界上一切海洋文化的主要载体，沉船考古是调查、发掘、研究古代沉船实物及相关的遗存的海洋考古分支，对象是一切古代沉船实物，包括不同埋藏环境（水下、淤积陆地等）中的沉船。随着我国中古、近古航海时代的不断推进，在环中国海、主要是东南海沿海遗留了许多汉唐一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沉船遗存，据不完全统计达2000艘以上，成为海洋考古的一大特色。
沉船考古上已经得取许多著名的成果，如格利多亚角等多处地中海古典时期沉船、瑞典“瓦萨”号沉船、韩国新安元代沉船等。（注：基思•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在我国，1974年在泉州后渚淤陆地调查、发掘的宋元时期沉船实物与船货，在我国陆地考古中开创了大型沉船考古的先例。1978年，宁波东门口的码头遗址中找到了一艘元代木船的残体，与泉州沉船、韩国新安沉船结构相似再现了中世纪远洋木帆船的形态特点。1990年以来，福建边江定海发现多处宋元明不同时期的沉船，如白礁一号沉船的宋船龙骨和大量瓷器白礁二号的明船青花瓷，都展示了这一时空海上交通繁忙的景象。1992年以来，在辽宁绥中三道岗的渤海海域，一艘满载磁州窑瓷器和外销铁器的金元时期沉船船货也被逐步揭示出来。而广东台山、南海等地也有多处元明时期的沉船得以调查，并正投入发掘。（注：同⑧，及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它们就象一卷卷内涵丰富的海洋历史档案的发掘，扩展了海洋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资源和新领域。
大海扬帆依托的是一定的航海技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差异和发展阶段差异，不同时空人类的航海技术状况就不同，多样的航海技术史是海洋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航海技术的具体内容包括船舶形态与结构的发展、远航技术的提高与航线的拓展等。沉船实物是揭示船舶形态与结构发展的主要依据，如泉州后渚、宁波东门口的元代木船与绥中金代沉船形态的差异，反映的就是我国古代南北方不同海域适航船的差异。不同水域沉船遗址的发现，也是了解先民开辟远征航线的依据，如泉州沉船附着物上的南洋水域贝类的发现成为该船航海东南亚的证据；西沙海域六朝以来沉船、沉物的发现，就可以确定我国早期航海家以跨越南海的离岸航线代替环绕北部湾沿岸航线的年代上限。
海洋经济文化活动是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题，沉船考古资料对于建构海洋贸易史、海洋交通史、海内外移民和开发史等海洋社会经济环节都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商船考古的主要发现是沉船船货，是说明外销的或舶来的物质文化史、贸易史、经济史的直接证据，如地中海沉船主要内涵陶瓷文物对于古外销陶瓷史的研究等。通过沉船文物中涉及船货的外销地区、舶来产地的探讨，还可以间接地研究海洋交通史、海内外移民开发史，如沉船文物于“海上丝路”、华人开发东南亚的历史研究等，都是不可忽视的。
受只强调物而忽视人的传统考古影响，以往的海洋考古学者也很少关注船上社会的考察。实际上，在以商船为主的古代沉船中，船上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海洋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船上社会涉及阶级、血缘、宗教等各种社会因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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