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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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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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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以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沉船的内在结构和遗物构成上。如某些遗物数量、技师的空间分布上的差别可以反映船上的等级社会关系，船员用具、赌具、酒瓶等内容说明的是以特定文化为背景的船上社会生活面貌。船上社会涉及阶级分类、血缘关系、宗教内涵等各种社会因素，这种关注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取向是考古学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二）海港考古：探索特定时空海洋社会经济体系的中心
海港是古代船舶停靠、装卸货物、避风的重要设施，还是以海港为集散地的海洋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中心，以及海洋交通文明史的起迄点。海港考古，就是对古代港口、码头、锚地等泊船设施及相关遗迹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它是海洋考古的重要内容。考古学所揭示的古代海港发展史同样拓展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对于海洋技术史、对外贸易史、海洋交通史等海洋社会经济史各子课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港遗迹既存在于陆上，也见于水下。如黎巴嫩、突尼斯原始港口遗迹，都是陆地考古上发现的重要港口遗迹；而因地震破坏而沉入海底的殖民时期中美洲牙麦加港口城堡的调查，（注：基思. 麦克洛利：《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0年。）则是水下考古的发现。
我国的海港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不系统的成果，如泉州后渚港、安海港、漳州月港史迹的初步调查，宁波东门口宋元码头的试掘，以及主要集中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史迹研究等。（注：同上《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及《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庄景辉：《海外交通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除了田野工作上与沉船考古一样须关注湮没于水下的港口史迹外，在学术研究上我国的海港考古在宏观性和系统性上还有一系列潜力。首先，必须在个案海港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环中国海的宏观角度，各地的海港史迹应置于中国古代海港发展的全时空体系中考察，把握个案海港在海洋社会经济全史中的地位。其次，个案海港考古应克服象迄今泉州港研究中割裂个别海交史迹的不足，将系统的港口及相关史迹作为一个海洋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对待。具体讲，码头及相关航运设施是海港社会经济文化的龙头，应全面调查泊船、航标、仓储、市舶管理等一切与港口储运有关的考古遗迹，复原古代海港的系统面貌。道路与疏港系统是海港社会经济文化体系的有机构成，将港区内部的道路、桥梁网络和连接经济腹地的道路、驿站等作为支撑港口作的系统设施来研究。海港区的石刻、墓葬、寺庙等人文史迹虽不是海港设施本体，如泉州港的祈风石刻、清净寺、伊斯兰圣墓等却同样是海港为中心的海洋文化活动的直接和间接结果。最后，海港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存在，海港以外的许多与海洋文化有关的遗存与海港考古密切相关，甚至在我国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多数古代海洋人文也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心海港城市的海洋文化辐射、影响的结果，如东南地区的古代陶瓷文化实际上就是一部逐步发展、繁荣的以销行海外为特点的海洋性陶瓷文化体系，不能脱离特定的海港与海外交通线发展史的研究。
因此，如果我们将海港考古置于以海港设施为龙头的海洋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以东南中国为中心的环中国海的宏观视野中，系统挖掘海港考古的学术潜力，这一海洋考古的重要分支作为我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学术价值将越发突显出来。
（三）海洋聚落考古的潜力
大海扬帆只是人类海洋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全部，因此除了沉船、海港等航海史迹之外，海洋考古还有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海洋性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在地球上，陆地面积不及海洋面积的一半，但应该说人类（特别是早期）的聚落行为主要是大陆性的，海洋性的聚落活动史是见于沿海地带，这些聚落活动的特点是沿海岸活动，靠海洋为生。海洋性的聚落遗迹广见于考古发现，如我国沿海地区史前考古中常见的贝丘、沙丘遗址应主要就是这种海洋性的聚落文化遗存。由于生态与文化的延续性，以贝丘遗址为特点的海洋性聚落文化中的一些还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很晚的历史时期。（注：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1992年福建平潭岛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5年7期。）由于海陆变迁等原因， 这类海洋性的聚落文化不仅见于海岸上，也开始发现于海底，如山东长岛海域的岳石文化遗存、福建东山海底更新末期的人类与哺乳动物化石地点等（注：尤玉柱：《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福建文博》1988年1期； 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年2期。）都是重要的线索。
海洋性聚落考古也可以纳入海洋社会经济史体系之中，在宏观的视野上，较大时空内的海洋聚落遗迹，体现了海洋性社区文化形态结构、发展过程，是海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聚落考古是本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兴起的考古学研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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