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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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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1: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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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一种语文所写就的诗歌都蕴涵着该语种民族的深厚情感，而汉语的诗歌之超越其他种语言的普遍性品格在于她的万古常新的生命力，或者说她的顽强的生命力是其普遍性的证据。如前所论，以色列民族在历史的记忆力上近于中国，他们《圣经》中记录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对神的赞美和祈盼（希望自己得到佑护）固然有伟大的情感，但我们说最高神对人间的主宰不是在人类睡眠时派遣某个天使替受苦难的人们殄灭强暴，乃是通过人类自己的心灵支使的行为来实现正义，那个渴望神异的心灵所理解的神明是纯然外在的，那种渴望神明伸张正义的心理若一味无为地依赖神异事件的发生就会导致对自身奴性的强化。
中国的诗歌其自然主义是对天的温和赞美，自然之天与人格神之天的混沌态就是灵与肉互为因果的领悟，是通过自己精神与肉体的领悟而达于宇宙物质物与宇宙灵魂（上帝-天）的领悟。中国的妇女们在哀哭时也祈望老天爷佑护自己，但她们在哭泣后会擦干眼泪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所以中国所有伟大的诗篇都蕴涵着普遍的人类之爱，而少有怨天尤人的神异期盼，我们读蔡琰的《悲愤诗》就能深切地领悟中国文学这种宽博质朴的伟大情感。一个文明世界的女子在战乱中被掳掠到异国他乡，而其“悲”胜于其“愤”，悲愤的沉郁和雄强表现在这里没有对天公的幽怨，甚至也没有对强暴他的异族人的诅咒，而是对自己与掳掠自己的异族人所生的儿女的孤单的怜悯——母亲对儿女的爱，蔡琰真切地描述了在匈奴生活数年后将返回故国时她与儿女离别的情景，尤其其中未成年的孩子对母亲依恋的情状感人至深：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将去，当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由于人类的出现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所以神异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人类的心灵世界，诗歌作为赞美上帝的诗篇就是表达人类历史中的真情，而真情的表达的力量将比屠刀的力量更强大，对强者的祈求可能会延缓屠刀对自己的杀戮，以强力终止强力是暂时地用鲜血将屠刀淹没，惟有诗的真情能穿透民族仇恨的壁垒使广泛的民族融合为人类共同体成为可能，因真实情感的诗篇使人类理解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意义。可以想象，蔡琰与匈奴所生的“胡儿”长大成人后当他吟咏母亲的诗篇还会向他母邦土地上的人民举其屠刀吗？我们在此诗篇中也就不难理解，尽管汉民族也吸收外来民族的优长，为什么总是汉文化同化域外文化，而非相反，汉语文学的力量在于他的“悲”的博大——表达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性，这样，凡是以汉语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也就不再区分他的血统，汉语文学甚至可称作不叫宗教的宗教，对这种“宗教”的归依就比犹太人以割礼做民族标记显得宽博伟大，这样在世界历史中便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以色列民族在哀哭和对上帝的祈盼中不断地遭受掳掠、屠杀和迫害，他们纯净的血统至今拥有的土地的合法性还在遭受着质疑，而中国人在一次次的被征服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家园——仿佛侵略者就是以侵略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贡献给中华帝国。分析这种历史的分野可以写出很冗长的文本，但也可化冗为简地在诗歌中见其端倪。痛苦和悲伤的诗篇自有其感人至深处，但心灵平静状态吟咏自然的诗篇更能显示人性的本真，让我们比较两首诗歌其中的几句：
第一首：在巴比伦河畔，我们坐着哭泣，思念着锡安山。
第二首：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两首诗歌的句子都包含着人类高尚的情感，但前者阴柔，而后者阳刚，前者有无可奈何的悲伤，后者有对宇宙历史的平静体察。前者来自《圣经》，而后者[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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