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四） |
 |
时间：2009-7-24 13:41:46 来源：不详
|
|
|
来自《诗经》。前者的地方性和后者的普遍性是不难体会的，惆怅的情感是天人之思的自然流露，时间的历史性（不可逆性）总是使精神在自我生存论中达到宇宙论，中国诗歌之于宇宙论的表达是天成的、不露痕迹的。不包含“上帝”与“宇宙”的语句更可能包含着对上帝与宇宙的最深切领悟——觉悟上帝在宇宙中创造人类的深意——让人类理解上帝与宇宙的存在——当然以自觉“自我”存在为前提：我去的时候杨柳依依，我回来时已经雨雪霏霏了，——这里的季节的变换因为“我”的体察而将“平淡”历史涌现为悲伤的音乐，这种宇宙的旋律之美似乎是宇宙自身发出的，而不是一个个体发出的。相比之下，那种“在外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唱耶和华的歌”就显得狭隘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畔的古苏美尔人和亚述人以及印度河畔的雅利安人都有他们优美的诗歌，但与中国的诗歌比较起来，这些诗歌都过于“地方性”而缺乏普遍性；甚至古希腊的诗歌也是如此。
有人说中国的诗歌并非是最发达的——表现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史诗（蒙古的叙事诗不是用汉语写就），——我们说这种对诗歌的发达理解是很片面的。一般以为最早的史诗文学诞生在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人，《吉尔伽美什》比《圣经》更早记录了大洪水；而印度人的叙事诗有历史的成分、神话的成分、还有纯粹想象的成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历史的成分更多，其中也穿插了神话与想象。我们说诗意的表达可以不区分韵文和散文，一首长诗可能毫无诗意，而一首短诗或几句无韵的语句则可能包藏着最深邃的诗情与哲思。中国很早就有真实地观察和记录历史的传统，而历史记录的真实就使得韵文不必要，重要的在于中国人记录自己真实的历史中，其诗意是勃郁的。在荷马的史诗中固然有雄壮的英雄时代的英雄气概——争夺美女海伦的复仇与战争、神的参与、愤怒与智谋等，但这些诗篇反映的是人类童年时代近于性欲释放的青春躁动，有心智未及成年的天真，更有其不可避免的幼稚。而中国的诗篇是心智成熟者的诗篇，中国的诗歌有的是悲悯，而少有对战争之残忍的津津乐道，而亚述人的诗歌和荷马的诗歌对此都缺乏节制。在荷马的叙述长诗的尾声奥德修斯屠杀求婚者的血腥场面似乎是对英雄的赞美，而在中国人的眼里却是残酷和卑鄙的；你可以说道德的成熟必须等到欧洲人接受基督教以后，是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但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他们的道德就超越了历史——不正说明中国人心智的成熟吗！中国人对天道（上帝）的理解超越了古希腊人对宙斯的理解、古罗马人对朱比特的理解、古希伯莱人对耶和华的理解，甚至也超越了欧洲人对他们基督教上帝的理解。所以虽然与任何民族一样，中国人也经历了无数天灾和战乱的苦难，他们的诗歌是对宇宙大道的咏叹，既非弱者可怜的哀号，也非强者不可一世的声嘶力竭，这种伟大的“中庸”之诗表达人的尊严和上帝的崇高，是宇宙文明中奏响的深沉的悲音。
有人以欧洲现代诗歌意象的繁复来对照中国诗歌的简约表明中国的诗歌属于被超越了的过去时代，——此说同样有太大的误解。诗歌具有时代性，一般是就其形式而言；诗歌还有超时代性，是就诗歌所表达的意象而言。在此若讨论李长吉或李商隐的诗歌来说明中国在自己诗歌最辉煌时代其意象达到的丰富和绚丽会增加读者理解的难度，而李白杜甫的诗歌的意象的明净和飞来峰般的壮丽又为大家太过熟悉，我们看一个小诗人的一句诗可能更能见出中国汉语的成熟——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意象。这句诗辜鸿铭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精义时曾引用过：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我们说所有描写战争的长诗都会在与这句诗的对照中黯然失色。诗歌不是为了意象繁复而繁复，它必须与人类的心灵相联系，把人性中最深挚的情感以最鲜明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真正的诗。关于生命与白骨之间的鲜明对比是在西方玄言派诗人的诗歌中时常出现的意象，如T·S艾略特所转引的邓恩的那句诗：“绕在白骨上的金发手镯”，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或者诗人联想到的场景，但这句诗是有意作出来的诗歌，它有明显的将“白骨”与“金发手镯”对比的意图。而陈陶的“无定河边骨”与“深闺梦里人”当然也来自于诗人的天才联想，但这种联想的传神在于它的“天成”，深闺梦里人已经化作无定河边骨的历史性真实——是被诗人“发现”的，而不是被诗人“创作”出来的，所以我们论述中国诗歌的“自然主义”在这里的意义应该读作“天然主义”。
自然主义的最简单表述就是顺应自然，那么有人可能问，你不是说中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