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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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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1: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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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是，既然历史未来可以被科学偷看到，那么如果某个科学天才声言偷看到未来进而指出资产者是人类实现历史必然律的障碍，一个“历史科学规律”的信仰者面对一个资产者生育的孩子——他肯定将继承财产变成资产者——究竟是消灭掉他呢还是让他继续活着呢？人类廿世纪某些国家地区面对这个的问题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杀死他。这也就是我们总结人类历史所指出的大规模历史性集体犯罪的发生的社会心理所在，从耶酥对未来历史的偷看直到“科学”对未来历史的偷看——与——德国人把屠杀犹太人作为工业生产行为和俄国人把以集中营屠杀资产者（及资产阶级思想者）日常化的行为——是思维的历史和行为的历史的平行线索。
其实历史决定论也可以属于理性形而上学，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宇宙历史就是被上帝决定的，甚至事后而论，可以说历史决定论的产生也是宇宙历史发展决定的，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是扮演了他们本该扮演的历史角色！但宇宙历史到了人类历史阶段的形而上学性就在于这种形而上学历史决定论不是数学决定论如“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的意义的逻辑决定论。对宇宙历史的认识，人类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比如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认识达到了可以准确预言日食月蚀的程度，但是人类对自身历史即人类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已经不同于人类对物质物世界的认识，历史理性在人类历史阶段的表现是把物质物世界非完全确定性发展为人类精神自由支配的行为自由，所以语句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历史理性决定了人类自由”就与“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严格地区别开来。这样，你就不能把“历史理性决定了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混同于“1+1决定了它们的和是2”（以及运用数学约定论的天文学预言：某日某时将发生日食或月蚀）的科学决定论而先在地认为你像知道1+1=2的决定论或日食月蚀的天体物理学决定论关系一样知道历史理性对人类历史决定的具体内容——把科学对物质物世界的可计算性所表达的决定论混同于历史理性对人类精神自由的形而上学决定论。这样，你可以说形而上学性的人类世界历史中产生希特勒和斯大林固然是合理的，同时你还必须承认人类产生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也是合理的，而且历史理性总是阶段性地以更符合历史理性的理性形而上学而终结（如现阶段就是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理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者虽然相信历史理性总是善战胜恶，但不认为自己预先知道那被历史理性所决定的具体细节。而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决定论即“科学决定论”在社会世界的运用则相反，认为历史决定论可以公式化地进入有幸理解它的“历史科学家”的心灵中，他们自信“可偷看到历史未来并告诉人类”。这样，所谓科学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就是历史规律的支配并且历史科学家可将其发现的科学规律报告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撒旦悖论：作为扮演历史必然律所命定的魔鬼角色者是天使。
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之所以没有使古典时代中国人心灵中发生撒旦悖论是由于——它虽然相信历史是天道决定的但它不认为天道对历史的决定可以被任何人先在地发现，就是说它没有发生西方近代所发生的那样将形而上学上帝决定论转化为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即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天道观根本不相信历史的未来可以被某人事先偷看到，即中国的道德形而上学没有“深刻”到试图用“科学规律”解释人类历史的程度——它与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无缘。黑格尔指责孔子的哲学“没有超越平凡”——正是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看似平凡却神奇”处，中国儒学的“天命”论是事后的体察而非事先的预知，“天道远，人道迩”——人类没有能力达于天道。或问，中国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天道论不是认为天道是人道的本原吗？是的，正因为天道与人道都具有人格性，所以人类才没有关于天道的科学，正像一个人不能看见另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当然也无法看见“老天爷”上帝的内心。儒家对于眼前的生命的尊重是质朴的，因此他不会由于某人宣布说自己偷看到了历史未来就天真地相信——因为一个人长大后变成魔鬼（罪犯）所以应该提前杀死他，因为提前杀死他那么他就不可能变成魔鬼（他不再可能犯罪）了，既然他没有犯罪的可能了那么反过来就说明杀死他的行为本身才是魔鬼的行为（犯罪）。显然，“杀婴悖论”是——历史主义科学决定论认为历史可以被偷看到（人类能够发现历史必然规律）的理性名义的非理性思维——引起的；所以儒家不认为小到一个人大到整个人类社会预先存在着可被人类群体或个体预见的命运，而只是质朴地劝导人类：仁者爱人。儒家学说不仅认为教化可以把人的先天的善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而且认为恶人可以通过教化改邪归正——人类中不存在天生的撒旦。当我们从西方撒旦悖论的语境进入中国自然淳朴的道德哲学语境，宛如从一个黑暗的中世纪吸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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