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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兵制沿革的历史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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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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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八旗、绿营招募乡勇，以充实军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湘、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及各地农民军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逐步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这是中国近代兵制发生新变革的开始。从此至中日甲午战争，勇营兵制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兵制的主体，这在同治、光绪两朝近30年的时间被称为“兵勇并存”的时代，或者称为“勇营时代”。
勇营成为支撑清王朝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并以一种新的兵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原因应归之于曾国藩的兵制改革和湘军的建立。
咸丰三年（1853年）春，谕令湖南巡抚传旨，命湖南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足本全集》奏稿卷一）曾国藩不拘泥于过去办团练的旧规，改弦更张，“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4］训练出一支新的地主武装。这支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湖南宝庆府和长沙府，所以称之为“湘勇”或“湘军”。
湘军由步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组成，编制都以营为组建的基本单位。营以上设统领，统领所辖营数由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分别冠以不同的代号，如鲍超字春霆，所以他率领的部队称“霆字营”；各统领由大帅指挥。大帅依靠一个庞大的统帅部实施军事指挥和提供后勤供应。统帅部包括营务处、粮台、厘金、制造、支运和转运等局。
“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受其播惠，平时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八卷）湘军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必帅筹，所以兵为将有，兵随将转，是以募兵制取代了八旗和绿营的世兵制。其编制则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统领招募若干营，自拣营官，营官又拣哨官，如欲更换统领，亦即裁撤全军。
湘军选拔各级将领，除以宗族、同乡、亲属为主外，重要的统领多用文人，甚至营兵文人也占有半数。湘军选勇则是仿照明代戚继光之法，重在籍贯户口；此外，曾国藩特别重视地域原则和私谊，来加强军队内部上下左右的联系。湘军在财政权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对于湘军军费，国家财政并无专门的拨款，开始主要靠官绅捐输或劝捐；后来主要由户部、工部指拨驻地附近的丁漕、饷盐、关税等税收，并经与地方督抚协商来谋求解决。
安庆战役以后，曾国藩逐渐认识到湘军暮气渐重，积习日深，士气已减，已显露出强弩之末的景象，故决计“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李鸿章以安徽当地士绅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刘铭传等地方团练武装为基础，加上在淮南招募的淮勇组建成6 500人的淮军。淮军的建制脱胎于湘军，其营制、饷章和筹建方法均是以湘军为样板，军营风气也一脉相承。李鸿章向洋人购买洋枪、洋炮在淮军中筹建了两个新兵种：洋枪营和洋炮营。1875年清政府筹办新式海军，建成了北洋水师。它从初创之日起一直控制在李鸿章手里，并是按照勇营兵制编制的，是淮军的主要军事组成部分。
勇营兵镇压了农民起义，维护了清廷统治，清政府决定仿照湘军编制来改造绿营，建立一种国家勇营武器——练军。首先在直隶绿营中编练，后来各省相继编练，全国练军总数与同期绿营兵相比约是1∶3，仍为少数。编组练军成效不佳，保留了一小部分湘军分散驻防各地，将其正式列入国家军事编制，成为国家的常备军，称为“留守勇营”，简称“防军”。至此，勇营兵制完全取代了绿营兵制，成为国家正式的军事制度，由曾国藩发起的这场兵制变革最终完成。
1894年中日甲午一战，清军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无疑是对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兵制宣判了死刑。清朝统治者以为日本取胜是因为“专以西法取胜”，决定仿照西法编练一支新军。
编练新军是从胡燏棻创建“定武军”开始的。胡燏棻在天津南70公里的小站招募壮丁组成10个营，从编制到训练方法，都模仿西法，即所谓“新军”，号称“定武军”。“袁世凯接办后，改‘定武军’名为‘新建陆军’，裁汰老弱，加以整顿，又扩充步兵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兵力达七千人。并拟定新军《练兵要则》、《营制》、《饷章》等”［1］522。新建陆军的总部机关设有督练处、教习处、粮饷处、军械处、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
与此同时，张之洞在江宁（今南京）创练了另一支新军——自强军。自强军主要参照德国营制，并聘德国人为教习来训练，其编制比中国传统的编制要合理、科学得多，但是仍残留有勇营制的痕迹。为了在中国各省建立新军统一兵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陆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经清政府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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