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近代兵制沿革的历史轨迹 |
 |
时间：2009-7-24 13:43:17 来源：不详
|
|
|
军队的私属性。李鸿章为了保住在清廷中的高位，牢牢抓住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军权，军队私家化得以恶性发展。袁世凯编练新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他坚持对将士灌输“忠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须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并由各将弁各据所见，随时诲勉，务令人人通晓大义。”（《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之）他还通过广收门生、义子等封建手段把军事学堂毕业的高材生网罗到自己门下，以培植个人势力，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私家军。
三、中国近代兵制的演进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军队是社会系统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近代兵制的沿革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变革在军事上的反应和结果，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层面的近代化转型。
1.兵制沿革影响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
八旗和绿营兵制之时，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总督、提督总管军政，布政使主管军队财政，兵权和财权是分开的，皆直属中央。在兵制的沿革中，无论是勇营兵制中的湘军、淮军还是后来的新军都是粮饷自筹，即使由国库指拨或各省协济的款项，也都由统兵将帅发放，兵权和财权合一后的军权落入了领兵大将手中。自湘军以后，清政府把用人大权也逐渐下放，文官、书生纷纷带兵打仗，很多将领都被保举获官职，陆续补授地方实缺，其中湘军中就有一大批幕僚和将领，如李翰章、刘蓉、郭嵩焘等都官至督抚，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了一股军、政、财、用人权合一的地方势力。面对地方督抚权力的逐渐增大，跋扈日甚，而中央权力日益削弱的形势，清政府只得腾出“直隶总督”的位子以解决“內轻外重”的问题，直隶总督的位子从此也就成了湘军、淮军和北洋新军的专席。随着兵制的变革，朝廷中央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满清贵族的权力向汉族官僚地主转移，也加大了对清王朝中央集权的离心倾向，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渐解体，另外，创办的近代军备学堂和派遣的留学生，为中西文化交流创建了平台。无论是军事学堂的学生还是出国留学的青年，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其中一批人还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早的觉悟者，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动。
2.兵制的演进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进程
近代中国兵制沿革中的近代化对西方的先进科技、新式武器和各项军事体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了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的进程。在近代兵制的沿革中，为培养所需军事人才而创建了各种军备学堂；军备学堂的教学内容大都以近代科技知识为主，很多学科和课程设置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且多是聘请外国教官和老师；在教学方式上突破了传统模式。这些前所未有的变更冲击了传统教育，成为近代中国教育体制变革的先声，推动了教育的近代化。另外，派遣留学生不只拉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帷幕，还培养了一批社会所需的近代人才，也大大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3.近代兵制的沿革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揭开了序幕
在近代中国兵制近代化沿革的进程中，清政府为推动军队装备近代化以“自强”的口号创建了一大批近代军事工业，“从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1个军工局厂”［7］。这些军事工业的建设改善了军队的武器装备，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朝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后期兴起的民用工业也起到了一种开路和引导作用。18世纪70年代后，为了解决清政府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陆海军等各方面所需的财政困难，洋务派以“求富”为目的兴建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企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业事业，“在洋务运动期间全国共建立近代民用工业167家。”［8］这些为军队而创建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都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大机器生产，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开启了大门。
［参考文献］
［1］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6.
［2］ 罗尔纲.绿营兵制［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2.
［3］ 高 锐.中国军事史略［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4］ 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221.
［5］ 史仲文.中国全史（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2.
［6］ 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绪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
［7］ 李 侃.中国近代史（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133.
［8］ 徐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