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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重大政治抉择的历史回顾

时间:2009-7-24 13:43:19  来源:不详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于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注意调动他们走社会主义遭路的积极性,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采取赎买的方式改变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对于广大的手工业者,组建了74000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将几百万手工业者纳入集体经济的范畴。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转变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中国能否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理论上的困惑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并由党内分歧演变为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干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见、描述,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严格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自5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深刻影响,毛泽东逐步脱离中国的现实条件去思考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将苏联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单一的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照抄过来,建立起一套具有浓厚苏式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更有甚者,毛泽东于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对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否定、限制。这一系列作法表明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作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他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丧失了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气魄。
  到70年代末,仿照苏联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它与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交织在一起,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算的损失,使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党的现代化,国家富强,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越来越渺茫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在作出新的重大政治抉择之际进行的理论准备,对此邓小平作过总结:“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的建设实践进行总结,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进行探索、规划,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找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首先对中国国情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既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充分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对于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以他长达30年的思考作出了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前提下,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初级的理论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苏联模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根据中国生产力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大胆探索,制度创新,使中国成为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活力的试验基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实践,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引导、总结。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也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转折关头,以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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