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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或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对“五族共和”的民族理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此后，“五族共和”思想得到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民族平等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基于新的平等的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确立，在“民国成立，共和肇始，国体更新，五族一家，无分满汉”的时代大背景下，有旗民认为，随着共和国家的成立，满清统治时期的各种“积习”应该消除，其中包括书名而不书姓的隐姓习惯。对此，直隶蠡县知县崇文在其1912年8月13日(民国元年七月一日)的呈文中有着清晰的表述：“窃职向隶旗籍，相沿成例，只书名而不书姓。现在共和既已建设，一切从前积习理应删除”，继而认为，“若旗族仍旧隐姓，未免自居歧异”，因此，“恳请祈恩复姓，转详注册，删除旧例，以归画(划)一”[1]。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和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一些旗人意识到八旗制度必然最终消亡。在他们看来，如果仍旧指名为姓，不仅异于他族，而且也背离五族平等的历史发展趋势。正如时居北京东表胡同二十七号的普景呈文所述，“现在共和底定，五族平等，八旗制度将来当然消灭，而欲实行化除畛域，要再去观听分歧之弊，旗人指名为姓，异于他族……殊乖大同”[2]。
(二)旗民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根本变化
有清一代，旗人始终居于统治体系的核心地位，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民国建立后，许多旗人衣食无着，生活极为凄惨，有关记载时常见诸报端。武昌起义后，“荆州满人男妇老幼不下二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子弟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 [3]。1912年8月13日的《申报》记述了镇江旗民的困苦状况，“镇江旗民近因贫自尽者时有所闻，城内果子巷旗民柏姓一家数口，自去年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竟于昨日因贫吞针自尽，迨人知觉，一缕香魂已游地府矣”[4]。民初，旗民特权被取消的同时，新的民族偏见出现，“各种书报、刊物充斥歧视满族的宣传，许多街谈巷议流露着排满的情绪”[5]。社会身份、地位的变化使得旗人在就业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为便于求得工作，一些旗人选择改取汉族姓名。例如，“原开封知府崇泰之子，向政府申请行医执照，因是旗人，不予发照。他只好放弃满姓瓜尔佳氏，改取汉族姓名李承荫，并改满洲旗籍为房山县民籍，才获准发照行医” [5]。在求职的过程中，旗人常常因为旗籍身份遭到淘汰，为获得微乎其微的工作机会，他们申请冠以汉姓，希望取得与汉人同等的工作机会。奎保，原隶汉军镶黄旗籍，1914年3月(中华民国三年二月)赴京报考知事试验事务所知事，考前申请加添李姓，遭到拒绝。对于考生申请冠姓、更名事件屡有发生的现象，办理知事试验事务处提出“未便更名改籍，以免先期取巧”，并致函内务部民治司询问相关事宜。内务部民治司函复说：“现在试验知事为期甚近，资格、经验必斯真确”，通告“呈请更名冠姓改籍事件一律暂行停办，俟试验知事报名截止后照旧办理”[6]。由于资格和实际出身对考试影响比较大，旗籍考生以旗民身份应考，不免惴惴。
(三)旗民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依托于八旗制度之上的旗民社会生活方式迅速地发生改变。各地旗产、营产的清理加速了旗民的社会流动，因之产生的新的居住方式和满汉通婚现象的普遍，改变了旗民固有的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带动了旗人对婚姻、礼仪、居住、教育、就业和社会交往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方面，他们改取汉族姓名以适应新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他们积极要求脱离旗籍，改易民籍。辛亥以前，旗人各种活动一贯受到旗籍的限制，民国成立后，《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出台，其第六条规定，旗人“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此后，旗人易籍现象逐渐增多。贺济臣，“原系正蓝旗满洲驻防荆州旗人，共和后归入湖北江陵县江夏民籍”，1918年11月(民国七年十月)，贺济臣致函内务部称，“自前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会试后，将父母迎养在京，迄今二十有五年。宣统三年四月，丁外艰，已将先严灵柩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宛平县所属八宝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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