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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的选择江陵、江夏等地，江苏的则选择江宁、句容等地。而京畿地区是众多旗民主要的易籍之地，如大兴、怀柔、宛平、通州、顺义、涿州、房山、密云、迁安等地。现存的有关档案资料显示，相对较多的旗民选择了易籍京畿。1914年是各地旗民易籍请求人数最多的一年，是年2月23日(民国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陆军第一师各营官兵大部分原“隶旗籍者”呈请改籍。根据所呈花名清册统计表明，其中大约95.28%的旗民选择了京畿地区作为易籍之地(参见表3)[5]，体现出旗民对京畿地区的情感认同和不易更改的京师情结。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九一四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有关文书1914年1月至11月》，内务部档案，全宗号1001，案卷号1295。
三
旗民冠姓、更名、易籍，是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既反映了民初旗民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深刻变化，也体现出作为特殊群体的旗民社会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深刻变迁。
旗民冠姓、更名、易籍反映出民初民族歧视和偏见的存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五族共和”思想得到确立，平等的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因而产生。但是，在辛亥革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还存在着歧视满人的现象。这是由于，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及革命初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 “仇满排满”的思想和活动对民初政治氛围的影响不可避免；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对新的民族政策和关系的正确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歧视的政治氛围下，许多旗民为求自保，选择冠姓、更名、易籍，这种现象的发生反映了时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认识的模糊。一般认为，“在国家普遍产生之后，任何民族都归属于一定的具体国家，这一国家既可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这种情形下民族与国家是重叠的，也可能是多个民族相互融合共生共存的国家，这种情形下民族与国家便是不重叠的。现代民族国家大部分表现为后者的特征，即一个国家有多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融合所构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生活于其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与义务”[9]。从这个意义上说，旗人的姓名、称谓以及出身不应该成为其应享有的平等政治权利与义务的障碍。民族的平等、融合最终应归属于这样一种基本内涵，即相等的政治权利、义务，平等的民族地位，同等的就业机会等，一个民族被迫更名换姓，以迎合他民族的认可，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基本内涵。所幸的是，民初歧视旗人的现象毕竟是个别的、局部的，在走向平民化的过程中，多数旗人得到了包括汉族老百姓在内的各族民众的扶持和帮助，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冠姓、更名、易籍体现了旗民对新的社会政治环境的调适和平民化趋势的加强。自1644年征服中原以来，旗人就有了世袭的特权。特殊的地位和优厚的俸禄使得旗民尤其是满族显贵们越来越懒散，生存技能越来越差，清中叶以来，旗民生计问题就日渐突出，至清末，旗民生计更是难以维系。清廷覆亡以后，俸饷的按时发放已成历史。根据优待满族大纲之条件，北洋政府实行“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的政策。民国初年某些地区的旗饷发放尚能保证，但至民国三、四年，饷银渐有拖欠现象，民国七、八年以后，旗民俸饷终成民初一大财政问题。民初，政治剧变，时局动荡，社会进入了新的整合时期，失去优越地位的旗民如何适应这种整合，除了要学会一技之长，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获得相应的报酬和地位以外，争取与汉人同样奋斗的外部条件也非常必要。冠姓、更名、改籍，不仅有利于旗人的竞争和生存，更有利于打破旗人传统的社会结构方式，从而迅速融入新的社会秩序中去，这是对新的社会整合的主动适应。不仅如此，冠姓、更名、改籍也是旗人平民化的一个很好的明证，辛亥以后，随着统治特权的丧失和八旗制度的崩溃，旗人社会迅速分化瓦解，很快被推上了平民化的轨道。从歧视汉人到以汉姓为姓，表明在社会身份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大多数旗人对平民化身份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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