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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何可弃之携眷南旋，应请改入宛平县民籍，以便随时祭扫”[7]。
民初旗人冠姓、更名、改籍的原因不尽相同，如子女教育、祖先祭祀、婚姻关系、居住格局、就业选择等，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的终结和旗人特权社会的崩溃。
二
民初旗民的冠姓、更名、改籍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首先，团体化特征明显。辛亥以后，时局的深刻变化引发了旗民更名、改籍高潮的出现。根据现存内务部相关档案，自1912年至1919年，旗民呈请冠姓、更名、改籍的活动持续不断。在众多的申请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旗民呈文集体申请，表现出明显的团体特征，仅在1913年和1914年的两年中，以团体形式出现的申请大约有10余次，表1依据1913年及1914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的有关文书档案，对两年间人数较多的集体申请进行统计，藉以佐证。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九一三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有关文书1913年1月至11月》和《一九一三年各地旗人请求冠姓更名改籍有关文书1914年1月至11月》，内务部档案，全宗号1001，案卷号1294、1295号。
其次，公职人员为数甚多。在申请更名、改籍的旗人队伍中，公职人员尤占多数，包括军警、地方官员、学校教员、公职部门办事员、驻外领事等。以顺天府为例，1912年6月，呈报内务部改籍的31名旗民中，100%为公职人员，其中有官员诸如候补道、知府、知县、通判、军医司二等禄事等[8]。其他年份、其他地区申请冠姓、更名的旗民也多以公职部门为多。自1916年1月至12月间，内务部档案中所载18个旗民的相关档案，仅有1人未明确职业身份，其他17人均任职于公职部门，达94.4%之多。长期以来，由于八旗制度的窒碍，旗人不事生产，多以当兵为业。民国建立以后，许多身无所长的旗人只得选择相对擅长的军警职业，出于工作的便利，军警冠姓、更名、改籍者远远多于其他行业。表2粗略统计了1912至1919年间(1915年缺)军警申请改籍的状况，可窥知一二。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12至1919年各地旗人呈请冠姓更名改籍有关文书》，内务部档案，全宗号1001，案卷号1292、1293、1294、1295、1297、1298、1299、1300。
第三，文化层次较高。大多数选择冠姓、更名、改籍的旗民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曾经就读过高等或各类专门学堂，如法政专门学堂、武备学校、巡警传习所、医学馆等，毕业后相应任职于司法、军警、政府等各部门。有些旗民出生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其先辈大多担任过高低不同的官职，本身受过比较系统的文化教育，受家庭的熏陶和出于对政治时局的一贯敏感，他们加入了申请冠姓、更名者的行列。以1914年2月4日(民国三年一月十日)申请冠姓、更名、改籍的普福为例，其曾祖父文镐曾任前清浙江严州府分水县知县，祖父廷曙原任前清江西广饶九南道兵备，父亲承业为光绪乙亥年副榜，而普福于民国元年考入京师速记传习所，民国二年四月开始担任众议院秘书厅速记技士工作。最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旗人不仅受过高等程度的教育，而且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江宁旗籍善濬，光绪三十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3年1月5日(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呈请加添老姓，并转籍江苏句容。富尔逊“前清光绪甲辰吉士，三十二年由进士馆派赴日本留学法政大学，毕业回归，经前学部考试，授职编修，旋补秘书郎，前清宣统元年侍讲。民国……二年充北京商税局科员”[2]，在职期间，申请冠以赵姓，并改隶湖北江夏县民籍。善濬、富尔逊作为旗民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旗民知识分子的抉择。 第四，姓氏和籍贯的选择。姓氏方面，旗人不但选择王、张、赵、刘、李、吴、马、田、胡等常见汉姓，也有那、索、倭、钮、侃等稀有汉姓的选择。旗人姓氏的选择还表现出同一区域相对集中的特征，例如广州驻防旗人主要选择了佟、鄂、那等姓。在旗籍的选择方面，区域性特征也很明显。根据民国政府历次公布的《铨叙局汇编直隶等省旗员入籍加姓表》以及内务部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各地旗人易籍选择比较集中。北京旗人通常改隶大兴、宛平、宝坻、昌平、沧州等地，奉天的多选择奉天府、锦县、盖平县等，山东的一般选择招远、章丘、益都、海阳等县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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