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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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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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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便不同，他从官吏年老退休的角度看君臣关系：“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跛踌之属，是以退老去避贤者”(《自虎通义·致仕》)。官吏年老退休不是颐养天年，而是再也无法效劳尽忠了。所以忠于一姓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桀犬吠尧”成为一句流传广泛的名句，西汉邹阳《狱中上吴王书》中说：“桀之狗可使吠尧”；《元曲选》中有曲《赚蒯通》，写蒯通对萧何说：“丞相，你岂不知桀犬吠尧，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也。”各为其主，只要忠于一姓，管他是暴君夏桀，还是圣君唐尧，都被誉为忠臣而受到赞扬。无论是正史抑或古典文学作品，讴歌他们的够多了。
家天下体制下，“朕即国家”，法律屈从皇帝，并不令人诧异。汉代杜周有段十分精辟的议论，有人批评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当时杜周的官职为廷尉，为最高司法长官，对此，他回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皇帝的话就是法，一言道出了家天下的内涵，是畸变了的心态。所以冒犯君主的后果极为严重，汉初大臣周勃拥立文帝，后来因为引起君主的怀疑，也曾下过狱。他的儿子周亚夫，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功在社稷，但是因为遵守高祖“非有功不得侯”的誓约，抵制封皇后兄王信为侯，得罪了皇帝。周亚夫免相后被诬下狱，廷尉迎合景帝的心意，居然定他谋反大罪，根据是他“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楣五百被可了葬者”，为其父周勃买了些陪葬的武器，治狱吏的理由是“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结果，周亚夫呕血死在狱中。家天下的政体，专制君主威权无限，“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汉书·刑法志》)高官显宦也只有奉承讨好来换得生存与富贵，谁再敢有丝毫的违反帝王意旨的言行、想法!汉律里也就有了“大不敬”罪，凡是触犯皇帝的名字、议论死去的皇帝，都有罪，甚至繁碎到“奉诏不敬”、“奉使不敬”、“犯跸不敬”、“征召不到大不敬”、“干犯乘舆大不敬”、“坐骑至司马门不敬”等，重判可以弃市，把皇帝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这就是家天下的法律。
家天下是一人的天下，皇帝是所有臣民的独一无二的主子，自然只该诚惶诚恐的俯首贴耳的盲目服从。
(二)君主的神化与天命、托古
家天下既是一人的天下，君权便被推到至高无上的顶峰。不仅皇帝可以支配整个社会，官吏作为皇帝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也在其管辖内拥有极大的支配权，而被老百姓形象地呼为土皇帝。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而权大于法，只能是个“人治”的社会，而与“法治”无缘。
“人治”的世界里，人们注目的焦点是人而不是法。然而人却无法彻底慑服人，需要将统治者“神化”。于是而有造神运动，这是官僚士大夫最为热衷的大事，只要将皇帝先神化了，大小官吏自然也变得与凡人不同。《汉书·高帝纪》多写刘邦为真命天子的异兆，如“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把刘邦说成是龙种神子。又如，刘邦夜行泽中，醉斩当道之蛇，后有神人化为老妪夜哭，说是“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刘邦不仅是天帝之子，而且兴汉灭秦乃是天命所走。而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汉室，图滋符命，更是层出不穷，“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应二十八宿”(《后汉书·马武传》)，这是东汉时人的看法，风云际会的帝王辅佐，都是天上星宿下凡的。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话，可以说弥漫着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明清时代的小说、戏曲中，还充斥着地上官吏乃天上星宿下凡的成语，皇帝是紫微星，辅佐他的文有文曲星、武有武曲星。造神运动，绵延不缀。 学术思想上，便有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说。这是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的神学化的天人观念。君权既为神授，根基无从动撼，似乎能使先皇之业、祖宗之法、千古永存了。然而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封建皇朝就会因国内腐朽而濒临崩溃的命运。于是也有用天命论来解释这一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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