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 |
 |
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
|
|
历史必然的谶言。汉武帝后期由于某些政策的失误，曾引起社会危机，后来经过调整，才有“昭宣中兴”，但就在昭帝时，《春秋》学家睦弘就以“大石自立”、“枯柳再生”等异象为依据，要求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书·眭弘传》)。成帝时的齐人甘忠可、哀帝时的待诏夏贺良都提出了汉运已衰，应当再受命于天的主张，事情虽然没有结果，却反映了时人对天命的认识，给王莽代汉提供了一个舆论前提。
《汉书·王莽传》详细地记录了王莽利用天命取得帝位的经过。元始五年(公元五年)王莽毒死平帝，选立年仅两岁的刘婴继位，这时有人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利用这一人为的符命，“使群公白太后”，王太后明明知道这是王莽以“此诬罔天下”，也无可奈何地让他“居摄践祚”。做了“假皇帝”。三年后，王莽又利用哀章制作的两个铜匮，上有“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于是正式宣布自己“承天命”正式登基，建立了新莽皇朝。
历史上并非只有一个王莽，二千年来每逢改朝换代，图王称霸者大都假借天命，王莽以前有汉高祖刘邦，稍后便是武帝刘秀；连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在举旗反秦前，也要“丹书帛日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史记·陈涉世家》)，表示上应天命。从此沿袭成风，欲罢不能，古老传说或是史籍记载，赵匡胤未成宋太祖、朱元璋还是皇觉寺和尚时，有多少真命天子的异兆脍炙人口?!
神化了的君主，受到中国人民虔诚的顶礼膜拜。于是，历千百年而沉淀为一种传统心态，权威似乎是永恒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固有秩序要稳定，原因就是在位的君主是神的化身，岂能亵渎不敬!万一因为现实政治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或是政治腐败到不可救药，要改变现状，农民是造个神、借个天命，举起武器批判旧世界；士大夫便只能托古改制，借先贤圣王之名进行改革。
先秦诸子已经开了风气之先，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期间，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救世治国之策，儒家是祖述尧舜，墨家是称道大禹，农家甚至追踪神农……，各有所托。不过在政治实践中大搞托古改制，王莽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在登上帝位后的变法，处处不离一个“古”字，仿周制改革货币、颁王田令，对抗令者的处罚也效法虞舜，甚至连经济措施、爵位、官名、地名也改得与古制相类，班固在《汉书·食货志》里说他是“动欲慕古，不度时宜”，一昧托古改制也不顾时代的变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可是失败归失败，由于天命在愚昧的中世纪所特具的权威，聪明之士还是不断地假借神光或幽灵来改变现状。托古改制之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很深远，连近代圣人康有为还撰有《孔子改制考》，借光孔子倡言实行资产阶级的维新。
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托古改制的言行，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元稽之谈，然而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却是严肃的，有时甚至是满怀激情的救世的呼吁!明明是创新的发明，偏偏要说是祖传秘方，这便是在家天下政体下畸变了的心态。
(三)臣道趋卑而成奴才
家天下的政体规定了君主必须是专制，也就是君主专制理论奠基人韩非所绝对要求的“权者，君主所独裁也。”(《韩非子·显学》)但是任何君主都无法包揽所有朝政，而是需要各级官吏分别替他办理具体事物，那么也必然会分去皇帝的部分权力，对此必须加以控制，历代皇帝的办法不外是将官吏们的权力尽可能地分散，而且让他们互相箍制。这种对策的发展趋势是君权愈来愈集中，也就是说君主专制的强劲化，与之相应的便是臣道趋卑。
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我们只能摘取最可能威胁君主的相权为例，从管窥中略知大概。秦汉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主管行政、军政与监察，东汉虽仍置三公。天下之政都归于尚书台，但只要掌握关键部门，权势不小，因而秦汉颇出权臣、魏晋南北朝禅代不绝，隋文帝仍是以辅政代周，安坐而攘位。家天下的稳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唐朝形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割相权制度，又设政事堂，参加议决军国大事者亦为相职，同时任相者多则十几人，最高数睿宗时多达27人，相权之分散，从此再无权相篡位的政变。宋代更进一步削弱相权，中书名为宰相，但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台谏官有风闻弹劾的特权，宰相也随时可能被纠谬弹劾。明清两代，宰相制度被取消，皇帝直接行使中央政府的各种权力，明朝由殿阁大学士组成内阁，在制度上不能领导六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