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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家天下”政体下的心态畸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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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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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为皇帝草拟诏谕的秘书处，人阁被目为拜相、称辅臣，权限已是名不符实；清朝的内阁更加空了，军机处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由皇帝选拔亲信充任军机大臣，不过是皇帝的办公厅而已。家天下的政制，至此更趋完善了。君权随着家天下政制的完善而更趋强劲，臣道便相应地趋卑。这在礼遇上反映得最为明显。
汉制，“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升车。”(《汉书·翟方进传》)丞相虽要跪拜皇帝，皇帝也要起立或下车以答礼，待丞相礼毕才就坐或登车，君主与臣僚尚存在相互尊重的礼数。家天下时代，君主是不可能允许臣僚与他平起平坐的，然而东晋元帝曾让王导共坐，成帝幼年时还拜过王导；唐高祖李渊登上帝位，还“多引贵臣同榻”(《1日唐书-刘文静传》)；尽管王导、刘文静都认为这是“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晋书·王导传》)大大不妥，但是毕竟发生过这类为后世目为不可思议的事。
宋朝起，君主对臣僚的礼遇就大不相同。《宋史·范质传》说：“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割子进呈，具言日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寝多，坐论之礼寝废。”这是说，礼遇的降低是臣子自己造成的。但是王定国《闻见近录》所记完全不同：“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座，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那是宋太祖有意要取消“坐论殿上”的礼遇，不过采取的方式几近儿戏，何者属实，只能存疑。不过相臣在殿上失去座位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朱熹为此还发过一通议论：“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叫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并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座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间如何同心理事。”(《朱子语类》卷128)那不是同心理事的问题，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要让臣僚明白，他不能享有与皇上平等的权利，在心理上要有低一等的认识。
明清时代对臣僚的礼遇更是一落千丈。明代盛行廷杖，对官吏的礼遇可以说是荡然无剩了。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名臣言行录叙》中论断：“明之为治，未曾逊于汉唐也。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动以法制束缚之，盖有才而不能治也。”其实还不是法制的束缚，廷杖的滥施，如正德时百官谏南巡，触怒了皇帝，廷杖的一百三十七人，最多的受杖八十，其余的五十、四十、三十不等，有的立毙杖下。朝臣之动辄得咎，莫过于此，既然连进谏都要受杖，还谈得上什么有才而不能治?嘉靖三年(1524)胡世庸上了篇谏廷杖的疏，他说：“廷臣有罪，宜悉下司寇问理…。若乃廷辱之以箠楚，……传播天下，书之史册，鞭朴行于朝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圣德之美焉。”(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已经点出了廷杖实是对士大夫自尊心的侮辱。我国士大夫是讲究“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道德信条的，现在由皇帝亲自侮辱了，心灵上的摧残是难以估量的。这是家天下政制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宽容些说，家天下政体下的官吏，充其量也只是君主家中的奴仆而已，所以清朝满官对皇上便自称奴才，多么形象而入木三分。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高踞小民头上作威作福，似乎是不可一世。但在天威难测的皇帝面前，却是毫无尊严的奴才，这是历经二千年的磨难，必须承认却又不想承认的畸变了的心态!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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