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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亭学派文风论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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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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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在朱门中维护师道最为用心。其所著文章，大旨都在辨明儒释之别，以针砭金华一派。“篇篇探心法之渊源，字字究性学之蕴。”即以记、序而论，所作均为《贯斋记》、《仁智堂记》、《韶州州学师道堂记》之类，阐发圣教，从无旁逸斜出。
在文学思想上，陈淳也最为坚守理学家立场。他曾总结出读书之法，其《北溪大全集·叙述》即认为“须字字句句晓其文义，然后通全章以会其旨归文义。旨归既通，然后吟哦讽诵以玩其底蕴。固不可只皮肤上浅浅猎涉，亦不可就字旁生枝节支离。但虚心玩味，浃洽日久，自然有得。”读书要求循序渐进，作文也注重条贯通达，意思清楚明了。他以传朱子之道、授儒家之业己任，为求随事辨诘，毫发不遗，出语极其直白。如其《佛老》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不褊不躁，平白质实，使人读之一目了然。“训童”的心得，使他认识到经书“字艰而文涩，非幼学之便”，他由此成功地编纂了两部儿童读物《启蒙初诵》与《训童雅言》。他也把这种浅显直露的写作习惯带进书、序、记等诸文体当中。所以王环翁序其《北溪大全集》，认为陈淳所作，不仅是对孟子、程朱之道的承接，而且还是对其“矢口成言，下笔成书”写作方式的发扬。王环翁反复强调：“读先生之文，当如菽粟布帛，可以济乎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驰骤，连篇累牍风形月状。能切日用乎否。”纪昀等^也说：“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于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眙怖。……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
三
真德秀与魏了翁为朱熹之后南宋最为重要的理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二人“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独举也”。在文学方面，两人也对朱熹的文学观念各有所承又相互补充。朱熹论文，既以平正为宗，又标举奇伟；虽重道，亦不完全忽视古文艺术。故其文章，从容自适之中，不乏豪宕之气。相对而言，真德秀更强调文章之用，更多地继承了朱熹的平直之风；魏了翁则更具原刨性，更多地发挥了朱熹的卓荦之气。 真德秀自称于朱学“私淑而有得”，主张“德行天与”、“穷理持敬”，鼓吹朱学，颇孚人望。他认为文章当“发挥义理，有补世教”。以此标准衡文，前代作家也只有董仲舒与韩愈能人其彀中，宋代欧、王、曾、苏等人，也差可与董、韩相仿佛，却不能与二程之文相提并论。因为他所欣赏的是呜道之文而非文人之文。为此他编选《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并自述其选录宗旨：“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文章本非仅限于“穷理而致用”，“穷理而致用”也不妨为文章的重要功能。但真德秀强调文章之用，趋于极至，走向复古与保守，一切以古圣贤之作为标式。这无疑走向了重道轻文的极端，所以纪昀等也不得不委婉地批评他说：“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于天下欤。”
真德秀主张文章切于世用，自然还与他有能力将文章施于世教有关。宋史载“(真德秀)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则又填塞聚观不置。”他的资历、声望与政绩，使他能于时政多有所建言，所以在其诸文体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奏疏。据《宋史·儒林传》说，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真德秀之奏疏，也非浪得虚名。如《庚午六月十五日轮对奏札一》，虽套用汉儒以灾异刺时政的形式，但无汉儒之迂执，急言竭论，锋芒所至，无所避讳。其《对越甲乙稿》中，确实有不少正心诚意等“高远之论”，不过一旦涉及时事，无论言事变倚伏，言人心向背，言疆埸安危，言邻寇动静等，往往能指出问题结症之所在，沉实稳健，论断确凿，颇具远见卓识。所以魏了翁说：“大抵公前后论奏，诚积而气和，辞平而理畅。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难，而闻者不敢怨；至于敌情之真伪、强场之虚实，盖出于素讲夙定，非剽袭流闻之比。故自嘉定以来，凡所论建，至端平后，炳知蓍蔡之先几，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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