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学派出现于封建社会末期，其成员并不都是常州籍，由于学者们已习惯于将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合称为常州学派，故而我们沿袭这一术语。常州学派的学者们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针对时弊，主张经世致用，扭转乾嘉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对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常州学派的产生背景及原因；他们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以及常州学派所信奉的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等问题注意得不够。为此，我们不揣鄙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两汉经今古文地位变化的原因

两汉时，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古文经学最终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事情的经过学者们都很熟悉，这里略去不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新兴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统治成长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急化的表现。汉武帝时，全国一统，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封建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对于辽阔无垠的大海怀着无限憧憬和幻想，他们幻想延年益寿，以为服食丹药便可长生不老，于是在阴阳五行、儒学思想中涌现出天人合一之说，这得到了皇帝贵族们的欣赏。这时新兴的地主政权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发展和变易为主要特点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他们的垂青，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发展。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地主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先后激起绿林和赤眉农民武装起义，地主阶级已没有了当年的雄风和勇气，他们担心变易思想会影响他们岌岌可危的政权，只期望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统治局面，以不变为指导思想的古文经学受到了帝王贵族们的欢迎与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样，经书章句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１）］这么烦琐的东西不利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只着重在字句的训诂，比较简单，故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东汉时的郑玄和马融以古文经学派的说法为主，遍注群经，兼采一些今文，古今杂糅，例如郑玄笺《诗》用毛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书》等亦是如此。郑、马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群起仿效，古文经学乘势而起，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二、常州学派的出现及原因

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为古文经学所压倒，但仍不绝如缕，宋明以来，那些倡言改革、变法的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变易思想乃至井田制、大同理想等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早在唐宋时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不断发展，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到了清初康乾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地趋于衰败解体，“内乱”“外患”交相凌袭，地主制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解沦落。当时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清王朝的统治和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垂危，他们泣血椎心，开展救亡图存和有以自处的自救运动。这些人大多是经学家，他们厌恶传统的古文派旧说，求助于被压千百年难见天日的今文经学中主张变易思想的公羊学说，以之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支柱。于是，就在乾嘉学派鼎盛时期，公羊派今文经学经过一段蕴酿和发生时期终于拔地而起，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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