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大同理想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美好的理想王国而不断地奋斗，对于启蒙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１４）］吴玉章回忆他初读社会主义书籍时，觉得其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人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美丽远景。”［（１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是与中国人民具有大同理想有着密切关系。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非是中国原有大同理想的“现代版”，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暴力革命运动来实现的；而大同思想则是产生于封建社会里的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想，它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点点滴滴的改良来实现它。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从信仰大同学说，转变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例如吕思勉先生于１９５２年所写《自述》一文里就谈到他在１９３１年前后思想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他说：

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不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稍多。

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１６）］这段话表明大同理想对于他思想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基础作用，类似的思想经历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知识分子党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大同理想的发展经历，对于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为一颗大树的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３．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常州学派的产生是对当时脱离经世致用的治学风气的反动。我们知道，乾嘉时代，汉学如日中天，“家家许郑”，治学崇尚考据。虽然考据有其积极意义，但整个学术界都致力于此，以为舍此以外别无学问的想法就不正常了。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曾经针对这种情况批评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１７）］为了救弊纠偏，他主张讲求经传之微言大义，“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也。”［（１８）］此说和常州学派治学主张若合符节。于此可见，乾隆晚期学术界已有人认识到考证的不足和缺限，而主张以新的学风代替旧的学风。

常州学派的首创者庄存与阐发公羊学派“微言大义”，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其所著《周官记》里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并指出齐民务农与否有三利三不利，要求清政府加强农业建设。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矛盾不断深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时候提出，自然有其经世致用的意图的。刘逢禄、宋翔凤诸人逐步将公羊学和历史实际结合得更密切些而又有所发展，为以后谈改制议变法诸人提供改革方案，［（１９）］而龚自珍、魏源则以经术作政论，倡论时政之得失，力主变革。

龚自珍目睹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统治阶级腐朽内幕，大胆地指陈时弊，撰写四篇《明良论》，力倡变法自强，反映了中国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夕，社会危机的深重。针对当时鸦片之害，提出“食者宜缳首诛”［（２０）］的严禁论，他还认识到严禁鸦片将会导致外国的武装入侵，提醒林则徐讲求火器的制作与使用，以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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