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治学亦以通经致用为主旨，力图将学问施之于政事，对于当时“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国家”［（２３）］的状况非常担忧，代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以期有补于世。鸦片战争之后，魏源著成《圣武记》历述清初武功，以期重振清王朝的声威，书中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２４）］的主张，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对于此后中国的维新运动及日本的维新运动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５）］。不仅如此，魏源还关心盐政，写下《筹盐篇》；关心漕运，写下《道光丙戍海运记》等文，以实际行动关心现实，解决现实危机。这些建议后为主管人员采纳，均收到显著效果。康有为的经世致用主张更是家喻户晓，这里就不专门论述了。

４．疑古惑经思想。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甚早，《孟子·告子》篇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可见春秋战国时人们已经对文献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唐代刘知几著《史通》，对于《尚书》、《春秋》等皆有怀疑，指出六经所言不真，不可全信。“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２６）］到清代，考证学发达，阎若璩继承前人思想，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书，昔日众人奉为神明的经典竟是伪书！这对于思想界震撼之大可想而知。及至章学诚，又在理论上提出“六经皆史”－－皆三代之历史，将经学的地位降到与史相等，从而为此后的疑古惑经思想扫除了障碍。他们的这些主张开了常州学派疑古惑经的先河。

常州学派的健将刘逢禄全部否定《左传》，认为其中的义法，凡例皆出自刘歆伪造，他说：“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并具体地指出左氏书法不当之处：“（颖）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附益”，又批评《左传》的“凡例”云：“凡例以称人而执为执有罪，固不可通矣。”［（２７）］从而完全否定《左传》的真实性。

龚自珍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的主张，言“六经者，固史之宗子也。”［（２８）］延伸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绪余，疑《左传》为刘歆伪造，“于《左氏春秋》审为刘歆窜益，显然有迹者，因撰《左氏决疣》一卷”。［（２９）］又疑《周官》为刘歆所造，则曰：“《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子”，［（３０）］“《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３１）］。对于其它经书，龚自珍亦有所疑，在《古史钩深论三》里说欲写定群经，可见其对群经皆有所疑。

魏源对《诗经》、《尚书》皆有所疑。著《书古微》、《诗古微》二书，均收入阮元主编之《皇清经解续编》之内。在《书古微序》中作者说明是书之作目的在于对《尚书》进行“补亡”、“正讹”［（３２）］等工作。这表明在他看来《尚书》中有佚失，有错误，需要他来“补亡”“正讹”。他自述《诗古微》的写作目的为：

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３３）］即使对于他深信的今文经，亦觉得其中有罅漏，需要他来补苴！更不用说他不相信的古文经了。

康有为继承常州学派先贤疑古惑经的思想，并加以发展，著《新学伪经考》，认为凡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为博士之经皆为新莽之学，为刘歆所伪造，甚至于《史记》、《楚辞》中也有刘歆羼入的数十条内容；出土之钟鼎彝器，皆为刘歆私铸埋藏于地下以欺后人。又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作六经，托古以改制，“尧舜者，孔子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这样一来，“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３４）］应该指出的是，常州学派的这种疑古惑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向了极端。他们全面否定古代典籍的可靠性，在历史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后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有着直接的诱因。

常州学派的疑古惑经思想影响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运动。顾颉刚曾标点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时常称赞此书。［（３５）］对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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