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常州学派的史学思想

常州学派中每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各人的学说思想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因每个人所处时代和社会形势的差异，他的学说思想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传统公羊派三世说的变易改革思想不仅是脉脉相通，而且各人有所发展，特别反映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相近，兹分述于下。

１．进化论与循环论相掺的历史观。公羊派认为《春秋》一书在记载二百多年历史中所用“书法”不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３）］汉代何休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就构成了一幅从低级到高级，由混乱而有序，循序渐进，日益向上的美丽画卷。未来是如此美好，她激起了许多思想家的无限遐想与憧憬。何休并设计出通过井田制来实现太平之世的途径，确立了“贵人、重公、贱私”的原则；在这个理想世界里，天子、诸侯、司空、父老和里正都在为大家办事，“民无近忧”，财力均匀，“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人们“崇仁义，讥二名”，［（４）］……

近代常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何休的这套理论深信不疑。清乾嘉年间的刘逢禄评价何休的这个总结时，根据自己的体会增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新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倡说的“大一统”思想上。他主张要以一个强有力的天子出面维持王纲之不缀，并反复强调“王鲁”，“以《春秋》当新王”［（５）］，即以未来的新局面为王，所以他的历史观是具有向前看的进化思想。

魏源处在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内忧外患国势垂危的境遇中。因此，他针对时弊，力倡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和改革政治的议论，宣称“三代私而后代公”，“后世之事胜于三代”［（６）］，由私到公，由三代而后代，正是人类社会进化的道路，坚决反对守旧复古。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７）］他反对那种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举赋税之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史实为例，说明“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８）］主张变易和改革，反对守旧复古，对于当时学术界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影响很大。

康有为生活在清晚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是广东南海人，靠近港澳，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较早，出于其爱国主义的忧患意识，力主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在常州学派公羊三世说的感召下，终于形成了他的那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历史观。他所主张的公羊三世说历史观，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的核心，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形成于其所著《礼运注》，到撰《孔子改制考》时作了进一步发挥。

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

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

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衰也。［（９）］可见康有为也是继承《春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并认为世界的发展必将“进化至大同”。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认为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寄托其政治理想的作品，三代盛世是孔子“托之以言其盛”；孔子虽身在据乱世，但他向往着太平世，企图拨乱救民，故创儒教以救人民。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思想逐渐堕落，他在《中庸注》里公然提出“三世三重说”，放慢改良步伐，成为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的代表。尽管戊戌变法后，他仍讲改良，但孙中山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时康有为还倡什么“三世三重”说的进化、改良，不是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吗？

由此可见，常州学派的历史观是认为历史的发展经过据乱世、升平世，进入太平世，所以是不断进化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进化观掺杂着循环论思想。如刘逢禄尝言：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反本，非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独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损之而用忠，文质必再复。［（１０）］非常明白地流露出历史循环论的思想。龚自珍也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１１）］魏源则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１２）］都表现出循环论的糟粕。

２．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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