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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思想与佛教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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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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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经》说：“唯断取着，不断我见，我见着，名为佛性”。“一切诸法悉无我，而此涅槃真实有我”。佛教教义认定人生既是苦，而苦之根源即在人“执着”“假我”而以为真，必须彻底“空”去“假我”方可解脱苦海，达到“佛性真我”，即“涅粲”的极乐世界。从修行的角度看，“空”去“假我”即是去除人之世俗欲念。但佛学不仅讲求践履，更长于哲理建树。在佛学哲学逻辑体系内，为证明去除“假我”之必要，把一切可用言语表述者，包括言“空”之本身皆且为“妄念”之执，皆须“空”去。此“空”观是颇为彻底的，但是彻底的“空”正是为实现彻底的真(佛性真我，涅粱)。“佛性真我”、“涅槃”乃佛教义理，崇高、无限、绝对真常，非人之意识、言语可及，只能永生修行，“空”去“妄念”，才有可能体悟真切，足见佛理与儒理相去甚远，却并非“理空”，佛教传人中国后，在本土化过程中，其重大变化主要是修行方式的中国化，信仰目标并无根本改变。朱熹有时也承认佛教并非无其至“理”，他说：“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然却都认为已有而以生为寄。故要见得父母未生时面目。既见，便不认作众人公共底，须要见得为己有死后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寓。”(《朱熹语类》卷126)佛以治心为务，识“天理大本”只是为自身的解脱，即朱熹所谓“认为己有”；儒者以治天下为务，认“天理无私”至公，与天理同一的“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河南程氏粹言》卷3)儒佛之间，天理样态有别，并无“有无”之异。 三、心性论层面的比较
朱熹的心性论是以“心统性情”为架构来解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的。
朱熹认为“理”是形而上的，在天为“命”，人禀受形上之“理”而为人恒常不变的本质，称为“性”，由于理气不杂不离，人禀受的“理”叫“性”，所禀受的精爽之气，叫“心”，因为理在气中，故就人的生命结构而言，“性”在“心”中，即可谓“天命之性”，此“性”落于人生便寄于可善可恶的“气质之性”中，“情”便是心感物动形成的心理情感意识，是寓有天命之性的气质之性的发用流行。
而中国佛教诸多宗派心性论皆受到《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具有“一心开二门”的心性论模式，“一心”即是“众生心”，人的当下现实的心理意识活动。“二门”即是“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心真如门是此心向上提撕而达到的清净本体。此是真如佛性的“不变”之义；心生灭门是此心向下沉沦而展现的八识变灭、生死流转的人生现实。我们可以说朱熹的“心统性情”正是借鉴了佛教的“一心开二门”模式。
但在相同的模式中差别也是有的。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谈“心”“性”时，乃是视二者为一体，认为三世诸佛，密密相传，都在悟此心之本来面目，可以说“即心即性”、“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是心体与理体的统一。而朱熹理学的“心”与“性”却另有说法，他认为在未生之前可谓性，却非心，心属气，性属理。“心”“性”非为一物。此乃朱熹理学与佛教特别是禅宗就心性问题的差别所在。
四、修养论与佛教之出入
对于如何规范、提升人心，使心合道，复归天理，朱熹提出了“居敬以涵养”和“格物穷理”的功夫修养入路，也就是敬义夹持的居敬穷理功夫。居敬功夫旨在涵养道德心态，坚定道德意志。穷理功夫旨在究明中节合理的道德知识，对于“居敬涵养”，朱熹说：“居常持敬于静时最好。”接著说：“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做头，致知次之，力行次之。”看来在这三项功夫中朱熹最看重“敬”的功夫，即教人自知提起心而莫放散无归，朱熹谓之“提撕”，“常惺惺”(这些都出自佛家用语)。而具体操作方法朱熹特重静坐。他说：“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会。如敬字，只是将来说，更不做将去。……看来须是静坐。”(《朱子语类》卷12)又如他教门人郭德元“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他教黄子耕以静养神时说：“但跏跌静坐，目视鼻端，泣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见工效矣。”(《朱子大全》卷48)这实行静坐的方法很明显是借鉴佛家的，尤其北宗禅重视坐禅，在禅定中“观心”、“摄心”、“住心看净”，观心、看净是一个心性修行的过程，通过观空和“息想”、“息灭妄念”(拂尘)等，深入认识自己本具清净的佛性。禅门以“行、住、坐、卧”为四威仪，朱熹亦借用此“四威仪”，他说：“读书者当将此身葬者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方谓之善读书。”可以说，朱熹之一持敬功夫以佛家“戒、定、慧”三学中的“定”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
然其不同之处在于朱熹认为穷理有个“因缘时节”可知。他主张格物致知，读书穷理意识方法条理井然，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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