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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李商隐诗歌的情感品质及其创作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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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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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统。杜甫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文学史上政治性最强的诗人，他一直怀有强烈的济世宏愿，“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作品中还多次咏诸葛亮以自比。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是至死不渝的。对于杜甫。我们实不能仅以一诗人目之，他的诗集中多次流露的敏锐的政治预感和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曾令陆游慨叹：“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雅堂诗集》卷二)所以，杜甫政治诗中充分体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本色，作品关怀现实。议论切中肯綮。而李商隐本性则更接近宋玉。集中歌咏宋玉的诗作有十首之多。他是典型的诗人气质，多愁善感，诗中多为由个人曲折情感遭遇和坎坷人生际遇所引发的感伤情怀。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
另外，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的政治际遇不一，这些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杜甫生当唐代由盛转衰的时期。亲历了开元盛世的盛况。对李唐王朝的感情很深，所以一力主张王朝振起，对国事还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在诗中奋臂疾呼，痛心疾首，忠爱缠绵之情流泻笔端，不可遏止；李商隐“生逢末世运偏消”，身处“夕阳无限好”的晚唐。党争纷起，国事衰颓。在无可作为而又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难免染上感伤没落的时代哀音。所以李商隐自述是“我有苦寒调”、“听我苦吟诗”(《戏题枢言草阁》)。可见他对自己诗歌重内倾的感伤主义情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况且李商隐从未曾进人权力上层，长期担任九品小官(校书郎正九上，县尉从九上，正字正九下)。后来得到的侍御史(从六下)和检校工部郎中(从五上)都不过是一种空衔。可以说。李商隐从未接近权力中心。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同。他不太容易产生屈原那样的怀抱和感触。而杜甫毕竟曾厕身朝廷。担任过谏官的重要职务，也曾接近过玄宗肃宗，有过短暂的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总体看来，杜甫和李商隐，一为客观的诗人，一为主观的诗人，性分差异加上所处时代的因素影响了他们诗歌的取材，但在表现上，他们却达到了同样的情感境界和深度层次。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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