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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李商隐诗歌的情感品质及其创作异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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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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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题桃树》诗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对于此诗，杨伦评曰：“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杜诗镜铨》卷一)。以上种种，俱可以感受到老杜博大慈爱的仁者襟怀。无怪乎梁启超说杜甫是“诗圣”。更是“情圣”。
杜甫的情感之中饱含大仁大爱。尤其体现为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开元末年，大多数诗人还沉浸在盛世太平的幻想之中。杜甫就已逐渐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游离出来。看他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的诗作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饮中八仙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经表现出清醒的批判意识。更可贵的是，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心系国家人民的命运，直至临死前的最后一首诗，仍然惦念“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所以宋人总结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太仓梯米集》卷一0、“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这正是对杜诗“忠爱缠绵”品质的最好注解。
杜甫之所以能有如此高尚的襟怀。是因为他具有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伟大人格。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当他遭遇到“入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痛苦：“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苦处境中，却希望天下寒士都能有栖息的处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能跳出一己之得失，胸怀天下之忧乐，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地方。
“温柔敦厚”在杜甫诗中已经自觉地转化为一种创作原则：即以委婉之词寄寓讽谏之意。批判的态度背后又含有深深的悲悯。这同老杜的创作态度有极大关系。一方面，他对时政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昏聩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对国家的中兴又抱有不切实际的热切期盼。而这种复杂情感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君主的眷恋与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忧虑。这种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一种“半露半含。若悲若讽”(黄生评《哀江头》)的独特写法，从而形成“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诗歌风格。
如在《哀江头》这首诗里，诗人流露的感情是深沉复杂的，其中既有对玄宗、杨妃的批评，也饱含了深深的悲悯之情。更流露出对国破家亡的深悲巨恸。正因为诗人对曲江池苑的今昔对比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所以此诗写得曲折、含蓄。耐人寻味。又如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诗人对造成战乱的统治者和叛将表示了严厉的谴责，对苦难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然而在诗中却又不得不劝说人民为国家忍受巨大的牺牲。这种看似矛盾的感情态度其实正透露了杜甫忠君爱国、济世救民的拳拳赤子之心。所以我们说感情的深挚和思想的深刻是杜诗温柔敦厚诗风的最深层的内涵。
而李商隐尽管也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可是除了《行次西郊一百韵》、《哭刘贲》、《哭刘司户二首》等少数作品，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多。他的诗歌大多数是借比兴寄托的手法抒一己之感伤怀抱。纪昀《玉镁生诗说》里评价说：“《无题》诸事大抵祖述美人香草之遗以曲传不遇之感，故情真调苦，足以感人。”(沈厚蛱《李义山诗集辑评》)李商隐也自称是“徘徊胜景。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总之并没有跳出晚唐诗人格局狭小。注重自我的局限和感伤的路子。其中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商隐的无题诗。
无题诗，包括李商隐诗集中标为《无题》及以篇首二字或篇中任意二字为标题实等同于无题的作品，如《锦瑟》、《为有》、《碧城》、《哀筝》等诗，共6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些诗歌的意旨，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有一段精彩的解读：
“(无题)此类意境空灵虚幻、迷离惝恍之作，可能由某一具体情事触发，然当其融合其他情事，形成有典型性之艺术境界时，意义自不限于某一具体情事。若必欲探求义山何以有此类作品，则其一生政治与爱情方面之追求与失望，皆为其生活基础，其给予读者之实际感受，亦即前述如怨如慕、执着追求而又不胜怅惘之情绪。”
李商隐的这种感伤主义诗风应该说是晚唐时代的社会不景气和知识分子无出路所造成的浓重感伤情绪在艺术上的典型反映。
虽然李商隐未能跳出一己情感的局限，成为像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但李商隐在创作视野与思想境界上与杜甫的差异，并未影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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