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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的“民生”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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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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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9]。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又写道：因为贼匪“淫掳焚杀，扰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恶乎贼匪”而“贵乎官兵”，“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因此他强调“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10]、“禁骚扰以安民”。不可否认的是，湘军在实际中也确有扰民之举。但是湘军基本上赏罚分明，宽严互济，“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11]，所以这些营规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军纪、赢取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曾国藩后来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说：曾国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13]，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更为急迫。他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甚至连秦淮河的画舫都繁荣起来了。在剿捻期间，战火连年，动乱频仍，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曾国藩对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创伤深感愧疚，明确表示“以剿贼为第二着，爱民为第一着”[14]。捻军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15]，“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16]。曾国藩“目击心伤，喟然私叹”：乱世之际，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实属人生的不幸。因此，他在家书中屡次提醒诸弟：“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17]。
二、“重农事以厚生”
曾国藩的“民生”观，其一不准和老百姓“稍有口角”，其次“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18]，其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赈济百姓，救民水火，“尽心于民事”。在实际中，他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维护平民百姓的日常生计，其民生观体现得更为明确具体。“足民之政，积谷为先”，清代的京仓、义仓、社仓等皆有减灾备荒的功能。曾国藩在京任职期间了解到，有段时期乡谷价格高涨，致使贫民无以聊生，于是便打算为曾氏和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以及“二十四都”贫民。由于处境并不宽裕，俸禄也很有限，所以设置义田的想法难以如愿以偿。但他明确表示，一旦“稍有赢余”，则坚决“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咸丰元年（1851）四月，面对家乡的饥谨连年，曾国藩又表示愿效仿朱熹，在家乡推行“社仓之法”，这样“既可以及于远，又可以贞于久；施者不甚伤惠，取者又不伤廉”[19]。这些足以窥见曾国藩心系百姓、体恤民瘼的襟怀。
总督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而厘治军民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仓廪实”、“衣食足”。曾国藩后期在两江、直吏总督任上，对百姓的疾苦冷暖感同身受，经常为雨泽、旱情等伤稼而痛心疾首。像他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恐多雨伤稼，麦收不登，忧灼无已”[20]，同治五年（1866）六月十三日又写道：“雨如倾盆，冷如深秋，北之梁菽，南之稻田，俱恐伤稼，深为焦虑”[21]，字里行间的焦虑之情跃然纸上。更有甚者，他还曾经“因苦雨伤麦”，接连数日“至城隍庙步祷求晴”[22]。同治八年（1869）直隶亢旱非常严重，曾国藩担心百姓“麦稼已失，稷粱不能下种，将成非常之灾”[23]，于是决定“查明极贫下户，按口给钱，俾免饿殍”，除发钱之外，“开仓赈籴，庶次贫之户不致遽生觖望”[24]。当然，曾国藩之所以为民事农情而焦灼不已，客观上说是因为农民的收成好坏关系到军队的饷源，但从主观上看，更主要的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起着心理导向和道德牵引的作用，儒学教育确实使曾国藩具有爱民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如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他所说的：“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所以他要求“尊官厚禄，高居人上”者，必须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25]。 不仅如此，对一些遭遇兵乱、水灾、旱情的州、县、卫等地，曾国藩又屡次奏请朝廷筹款赈济或减缓蠲免。同治八年（1869）直隶东明县由于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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