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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两昆仑”新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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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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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昆仑不可能指康有为。即便康与“去”联系得上，其情形也似张俭。但“王”则无论如何也无法与“留”联扯起来。因为，王五不曾参与维新变法，并不在逮捕和通缉的名单之内，不存在“去”与“留”的问题，谭嗣同也不可能把变法的未竟事业寄托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及社会地位的侠客身上。
释“唐才常”与“大刀王五”，同样不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唐与谭堪称志同道合，二人曾在湖南一起开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共同推进维新变法活动。谭嗣同的绝命诗视才常如昆仑之杰，对他寄托无限的信赖之情。这在情理上似乎说得过去，但却与诗中的“去留”不符。当时唐才常在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其时也不过刚刚开始，还不具备起事的条件。政变前夕，他应谭嗣同电召，赴北京参与新政，行至汉口而政变发生。唐才常实未入京，故不存在去留的问题。邓潭州《谭嗣同传论》中亦称：“这种解释，也有窒碍难通之处，就是‘去留’二字，只有‘留’适合指王五，而‘去’则不适合指唐才常。”[17]因此，将王五与唐才常联系到一起，将他们称为“两昆仑”，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释谭家二仆“罗升”和“胡理臣”，则与上述三条全都不符，且情理上也难说通。此说释“昆仑”为“昆仑奴”之省，固然有理。但唐传奇中的昆仑奴磨勒，能“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又能“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18]，是一位具有超凡本领的大侠。后人用“昆仑”或“昆仑奴”一词，并不实指一般的仆人，而是喻指那些侠肝义胆、身怀绝技的人。至于胡、罗二人，虽然在谭嗣同入狱期间曾为递送衣物、书信，并同王五联系，谭嗣同也曾给以“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19]的评语，但此外别无作为，亦无昆仑奴的绝技，实不足当“昆仑”之称，而且在他们身上更无“去留”的问题可言。 释为二位侠客“王五”与“胡七”，倒是符合“昆仑奴”一词的含义。他们不仅身怀绝技、侠肝义胆，与谭嗣同“以道义相期许”，而且因为有“与谋夺门迎辟”一层，谭嗣同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殷切的期望，所以在狱中时时想到他们并表之于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同样与“去留”搭不上边。其他“昆仑”人选，同样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此处不赘。
至于最后一说释“昆仑”为谭嗣同自喻，同样存在窒碍不通之处。如樊修章《谭嗣同〈狱中题壁〉新解》一文对此诗的解读是：他想到了张俭“望门投止”所造成的祸及旁人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不愿逃走连累别人。“忍死须臾”而侥幸地死里逃生呢，这只是个奇迹。这种巧事儿不是谁都能碰上的，因此说“待杜根”，意思是让杜根去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吧，我决心去死，不抱任何侥幸心理。我要像横刀仗剑的战士那样，用傲睨恶势力的豪笑来迎接死亡。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在这两方面都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山那样高耸。
此种解释显得极不合情理。首先，不符合此诗写作的特定环境。这是一首狱中题壁诗，谭嗣同此时已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他怎么可能还在“去留”这一毫无意义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呢？其次，与谭嗣同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侠义性格也大相径庭。试想，谭嗣同早在被捕前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多次拒绝了好友的劝说，决心杀身成仁。他怎么会在被捕系狱之时，还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安危去留呢？谭嗣同一生轻生任侠，何曾把自己的死生看成昆仑般的高耸和伟大呢？再说，前两句还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结尾处却来一个自比昆仑，这不显得很滑稽吗？这种解释无异于把谭嗣同慷慨赴义的伟大壮举变成了带有表演性质的自我标榜，显然有悖谭嗣同的原意。
三
作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诗歌中的意象一般都具有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具象到抽象等多重内涵。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亦不例外。结合此诗的创作背景，诗中的用典，以及作者轻生任侠性格等因素综合起来分析，笔者以为，诗中的“两昆仑”具有表层具象和深层内蕴两个层面的内涵。就表层具象而言，它所指确系两个具体的个人，即逃亡的梁启超和留守的谭嗣同；而就深层意蕴而言，“两昆仑”系指两个维新志士群，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逃亡志士群（即“去”者），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留守志士群（即“留”者）。
首先，梁启超与谭嗣同一去一留，有去有留，符合“去留”的条件。据梁启超《谭嗣同传》载，戊戌政变发生前夕的八月初六日，谭嗣同与梁启超“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谭嗣同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昔欲救圣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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