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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文第一名李敖，第二名李敖，第三名李敖，第四名空缺”那样狂，但在古代这样赞自己，已经是够狂了。自命不凡、狂妄自大如谢灵运也不过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所以宋濂说他“负气甚豪”、“不可一世”，在《张孟兼传》又说“基气豪，不妄下人”。
黄伯生《行状》曾描写刘基一次近乎癫狂的举动：
尝游西湖，有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时鲁道源、宇文公谅诸同游者，皆以为庆云，将分韵赋诗，公独饮不顾，乃大言曰：“此天子气也，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兴，我当辅之。”时杭城犹全盛，诸老大骇，以为狂，且曰：“欲累我族灭乎？”悉去之。惟西蜀赵天泽奇之。
西湖望云的故事，后经野史、小说的渲染附会，几近荒谬。但此事《神道碑铭》有载，甚至明武宗《赐谥太师文成诰》亦有载，应该不会是子虚乌有，特别是其癫狂的举动不像是虚构，只不过原话是否如此倒很难说了。即使原话确实如此，也只是癫狂时随意说出，最后神奇地应验不过是巧合而已。
二、刘基的病对其诗文的影响
疾病对人的影响应该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病人带来了痛苦，埋没了天才，埋没了创造力。比如在刘基病重的时候，就很难说有什么创造力。刘基在《雪中有怀章三益叶景渊》一诗中写道：“岁莫怀人雪满天，饥乌病客对凄然。地炉无火同谁坐，石砚生冰尽日眠。” 真是“病身只与睡相宜”（《睡起》），病严重起来，什么事也干不了，写作几无可能，以致“石砚生冰”。刘基的长诗《二鬼》，学者有认为是元末所作，也有认为洪武元年、洪武四年、洪武五年、洪武六年所作，多种说法，各有自己的理由，如果没有更为过硬的材料来证明的话，各种说法都有可能。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它绝非作于洪武八年，因为这一年他已是肝癌晚期，痛苦难堪，勉强支持病体，是没法写出这样的诗的。又比如其抑郁症，严重时几乎要自杀，这时恐难有什么建树，而轻微时则又可能激发其灵感，写出很好的诗文来。所以，这有一个时段性甚或是周期性的问题，它需要结合刘基的病历，对刘基的诗文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从而作出一个结论。笔者曾经设想先把刘基诗文中所有的涉及时令、数字、地名、人名都找出来，联系其题名、所在的集子名和刘基的经历及史籍、地方志、地理志，把刘基所有诗文作出完全系年，遗憾的是，时间和能力所限，此一工作尚未着手做起来。否则的话，真可以像研究歌德等人一样，也可以分析出刘基诗文的时段性或周期性来。我们目前只是将刘基的诗文简单的分为前后两期，应该是很不够的。
另一方面疾病也可能给病人提供了某方面的补偿，刺激了天才，刺激的创造力。疾病尽管给刘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也给刘基提供了某些便利。
首先，因为有病，所以要通过写作来宣泄生病的痛苦，对抗疾病，克服苦痛，体验生命，同时像肝炎、失眠、足疾又给了足够多的构思、想象和写作的时间。刘基收入《诚意伯文集》的散文300余篇，诗近1000首，词200余首，诗文的数量和成就之高，明初都鲜有人与之抗衡，这与刘基的病不无关系。
其次，某方面的疾病也常常在另一方面会得到弥补，眼花耳聩固然使刘基视力和听力丧失了部分功能，却因此使其想象力变得更丰富和奇特；口齿迟缓固然使刘基口头表达出现了障碍，却因此使刘基的书面语言表达变得更为清晰和清爽。以《二鬼》一诗为例，该诗从开天辟地到宇宙变异，从天上到人间，从神话到现实，丰富的想象，诡异的夸张，艺术手法之成熟已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境界。典故雅语、方言俗语随手拈来，清新活泼之至。另外抑郁和狂气等精神疾病又激发了刘基的艺术幻觉，刘基不少作品甚至直接描绘出了这种艺术幻觉。如《愁鬼言》、《答郑子享问齿》、《送穷文》等都幻觉奇异、妙趣横生。
再次，生病又是一种生活体验，作家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常常记录自己的病情，疾病又变成了作者写作的素材。作家更清楚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并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表达与呈现的迫切需要。刘基的诗文中直接以病为题材的特别多，仅是作为标题的就能随便列出数篇来，如《病眼作》、《老病叹》、《病足戏呈石末公》、《夏中病疟戏作呈石末公》等。其诗文内容上写病的则更多，如《愁鬼言》、《答郑子享问齿》等。而《二鬼》诗也有可能源于病痛写作出来的，诗中说日月两眼“劳逸不调生疾患”恐怕就是说自己的眼病。《二鬼》诗很有可能写于《秋日即事（十五首）》和《病眼作》的同一年，应是洪武三年，联系到《二鬼》全文，笔者以为也是最合理。因限于篇幅，这里不详加分析。
疾病几乎是刘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在刘基诗文中以病来设喻作譬，亦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他还把个人疾病引伸到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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