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章学诚主张做学问首先要从“性情”人手。“性情”指的是个人的天资和兴趣，也包含读书中的个人感悟和体会。他在《说林》说：“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行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道”具有“公”的性质，有“天下之公器”之意。而学术则具有“私”的品格，每位学者的学术研究必然会打上个人兴趣才力的烙印，具有个人特色。“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博约中》)章学诚论学深受王阳明良知良能说的影响。王阳明继承孟子的“人人皆可为圣人”之说，进一步阐释“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认为人内在都具有“良知良能”，都有学习的能力和成为圣人的能力。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两者之间存在着本体与工夫之辨；良知是先天的、先验的，但只有“致”良知，良知才能被主体自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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