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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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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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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繁琐的考据学的弊端在后世日益暴露，章学诚能够身在其中而察觉其弊，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纠正和补救，确实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勇气。《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出史学的范围，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三、博与约
“博”与“约”是章学诚论学贯穿的核心，《文史通义》内篇有《博约》上中下三篇专门论述此问题。“专家”和“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的涵义。章学诚之子章贻选在《邵与桐别传》中云：“先师(指邵与桐)深契家君专家宗旨之议，故于宋史主于约驭博也。”余英时在《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指出：“实斋的‘专家’又通于‘约’之义，而以‘别识’为主观的枢纽。”章学诚注重“约”，但也强调“博”的重要性，“博”与“约”是辩证的关系。“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博约中》)只有广泛涉猎，博览群书才能成“博”，但“博”并不是杂，不是漫无边际，更不是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盖学问无穷，而人之聪明有尽，以有尽逐无穷，尧、舜之智不遍物也。”(《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学问之广博不可能穷尽，所以必须有所取舍，而取舍所据的标准就是以“性情”之说而对为学方向有所选择。前面所论述的从“性情”而入，并依照个人的“所短”、“所长”来选择为学方向就是此意。“约”的最终境界是要打通各种学问，达到对存在于各种学问之间的“道”的领悟。因此他对学者将学问分为义理、制数、文辞颇有微辞，他谓：“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博约下》)章学诚对学科分类并不反感，而认为是有必要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博约下》)。他反对的是执其一端不及其余的“物而不化者”，“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答沈枫墀论学》)。博约相互结合是为了达到对“道”的认识，章学诚的“道”具有独特性，与传统的“道”具有不同之处。
四、“知其所以然者”为道
“闻道”是中国古代学者论学的最终目的，“道”通常具有浓厚的道德训诫意味，最终大都指向了“正心诚意，修身养性”。自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在“道问学”和“尊德性”方面各有侧重，但他们对“尊德性”的重视是首位的，“尊德性”也是治学的最终目的。因此中国古代哲人的学问观常常等同于修养论。而章学诚所论述的“道”却突破了传统的观念，赋予“道”以新的涵义。他在《与朱沧楣中翰论学书》中云：“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成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勿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可见他认为并非只有传统的性命之学可以见“道”，任何一种学问都可以达到对“道”的认识。他所论述的“道”是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的理性认识，指向于知识层面的对客观学问的探究。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若区学术于道外，而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则是有道而无器矣。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从事具体知识活动是“器”，是一种途径，正如他所谓的“六经皆器也”(《原道中》)，六经也只是一种工具和途径，并非“道”本身；以此种“器”达到对“所以然者”的“道”的认识；所谓“道学”不能无根底而存在，否则“道学”就是虚妄的，对宋代的“道学”之名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和反驳。倪德卫对这段话的阐释为：“这种观点是明代哲学所倡导的许多主张的一种变形，即道可以在自己的内在本性中找到，但不是新儒家所主张的那种万人共通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冲动。道在本质上是独特的和个别的东西。”章学诚所认识的道已经与宋代传统的道有很大的区别。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具有近代性质的知识论产生在清代中后期，以戴震和章学诚为代表，如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等。余英时认为章学诚的学术反映了清代“智识主义”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在学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笔者认为章学诚在立根于传统思想资源之上翻新出奇，有着较为强烈的主体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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