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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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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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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只有在功夫展开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章学诚对此进一步发挥，将其运用到治学之上，就是要寻找学术中与主观天资相契合之处。“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博约下》)，他主张为学之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资之所近”的性情，再施以功力，即“良知良能其道易入”(《答沈枫墀论学》)。总之，认为学术是由潜藏于自我之中的某种价值或原理——实斋亦将其表达为“性灵”——所引导而进行的极为个体的活动。但如何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天资和性情爱好，这就需要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寻找和验证，“人生难得全才，得于天者必有所近，学者不自知也。博览以验其趣之所人，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论学还主张博与约的结合，初学者读书要博，通过广泛的涉猎和阅读开阔视野，寻找与自己心灵契合、能激发自己兴趣的学术领域。为学除了依循性情而人之外，还要依照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对为学方向做出选择，又云“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根据自己的天资和性情对为学方向有所选择，成为“专家”，即由博返约。章学诚的这种感悟，也包含着自我审度的经验。他自谓：“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家书三》)又谓：“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家书二》)在考据之风风靡之时，章学诚能够结合自身的特点不趋时风，另辟蹊径，从史学入手以“文史校雠”为治学门径，最终在学术史上留下青名，这也是他“善自度”的结果。
二、趋风气与开风气
“性情”不仅和个人的治学相关，而且和“风气”的因循和变更也有密切关系。“风气”指某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风气。为学之人若丢掉了自己的“性情”而趋于一时之风气，于己于学术都无裨益。章学诚在《答沈枫墀论学》中云：“历观古今学术，循环衰盛，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迄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答沈枫墀论学》)这揭示了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偏颇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学风，他认为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是“偏而不备”(《答沈枫墀论学》)，“虽善必有其弊”(《淮南子洪保辨》)，都是不完满的；而趋风气更会产生诸多弊病。历来“囿于时之所趋”是学界的普遍现象，学者趋风气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全面客观地对待学术问题，“自来门户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质如是，皆随声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于反也”(《淮南子洪保辨》)，从而使一些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和模糊，不能起到摧陷廓清的作用，只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天喻》)，徒增误论和繁复。然而学者之所以会趋时风，“不问天资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风气所趋，而徇当世之所尚”，原因在于“毁誉重而名心亟也”(《答沈枫墀论学》)，“好名之甚，必坏心术……凡好名者归趣未有不俗者”(《家书七》)。所以，章学诚反复强调“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答沈枫墀论学》)，也就是学者首先要“正心诚意”，不为名利所牵绊，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学术品格。此外，学者除了应该不趋风气之外，更贵在能够开创新风气，挽救旧风气的弊端。“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盖既日风气，无论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习，而谐众以为低昂，不复有性情自得矣。……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去弊而救其偏，转不重初起之是非。谓既入风气，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实也。”(《淮南子洪保辨》)他提倡学术应该经世致用，也就是通过扭转不良学风来起到救时弊的作用。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说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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