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历代学者对“道”作了各种探索，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具备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且不说先秦诸子“各道其所道”的阐发，仅以汉代以后最主要的思潮而论，就有唐宋古文学家提出的“文以载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义理明道”和清代朴学家提出的“训诂明道”等不同命题。《六经》为“道”之载体，所以求“道”必于经学入手，这大概是汉代以后历代儒家的共识。到清代乾嘉时期，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明确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对于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前贤亦有研究，但大多认为仅仅是针对清儒“训诂明道”观念而发。钱穆指出：“经学家最大理论，莫若谓道在《六经》，通经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经学即理学’之说以来，迄东原无变，实斋始对此持异议。”[1](P421)余英时也认为：“我们试以实斋之‘道’与当时考证家由分疏六经中之名物、制度、字义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较，即可见两者不但迥异，抑且适处于相反的地位。……综观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2](P56-59)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全面考察章学诚“以史明道”观念，就会发现他不仅不完全赞同清代经学家标榜“训诂明道”的观念，而且也反对唐宋古文学家片面强调“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宋明理学家枵腹侈谈“义理明道”的观念，其“以史明道”的内涵表现为根绝辞章、义理和考证三者纷争，避免三家各执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独特的明“道”方法与观念。

一

章学诚认为，宋明理学家主张“义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架空了经学致用的功能。

按照传统儒家的看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所传的道统，至孔子删述《六经》而见诸文字，是以后人求“道”必于《六经》，汉唐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后，理学兴起，学者开始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纷纷深究《六经》的义理和孔子的微言大义，试图找到超越特定时代和具体事物而永恒存在的“道”。其实，孔子未尝离事而言理，更没有为后世空悬《六经》之道。章学诚指出：“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时，《夏正》书也；乾坤，《易》类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献无所征矣，而乾坤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商之所得，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3]（《易教上》）既然孔子没有以《六经》存“道”的意识，那么后人盲目推崇《六经》，以为“道”尽在此，导致空言说经论道的空疏学风。章学诚指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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